不得不說這部個人覺得拍得很好，一集又一集意猶味盡。
這篇在來慢慢看，先上ＧＰ～Ｘ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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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
雍正皇位不穩，擔心八旗封建貴族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積極破壞八旗的習慣法。用好控制的漢人士大夫取代他們。結果就是複製了傳統中原王朝的流官與編戶齊民路線，統治成本大大提升。也因為漢人士大夫的抬頭，使得湯若望或南懷仁等耶穌會傳教士被驅逐，西方對中國的秩序輸入就此中斷。
乾隆的皇位較穩，積極恢復八旗的習慣法，並意圖將贛越和南粵等儒家宗族滿化(封建化)，讓漢人宗族長老實施像土司(少數民族)一樣的自治(少來煩我)，減少統治成本。但因為雍正時代已經把事情搞砸了，所以一切都回不去，被拆散剝離的八旗打不動也耕不動，只能被供養著。
(清初~尼布楚條約時都算八旗巔峰，滅準噶爾時顯露不足，但仍對東北亞有強大震懾力，之後就一路向下，比如清緬戰爭時清軍的火繩槍已經打不過緬甸的燧發槍了)
而漢人士大夫只懂四書五經，總是以天朝上國的思維處理外交。反而琦善、耆英、伊里布這些滿族大臣，對當年穆斯林跟耶穌會的好東西有印象，也有習慣法的背景，沒有像楊光先這種儒家聖賢本土至上的迷思，反而較能跟洋人對得上話，有機會像當初尼布楚條約的方式處理洋人關係(滿清本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但這在天朝上國的思維中就是投降的。
同樣的劇本可參見課本常提到的北宋對遼用歲幣買和平，用姨學的講法就是漢人士大夫對遼國高層的腐化。漢化愈深腐化愈深，對習慣法的破壞也愈嚴重。
埃德蒙．伯克之類的人抵擋印度殖民地的腐敗對貴族的侵蝕，保住了英國習慣法的傳統，中止了如雍正跟忽必烈漢化(東方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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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夏的第八位罪人就是雍正皇帝。滿洲人征服明國，從性質上並不是一種類似于大英帝國征服前察合台汗國的蒙兀兒殖民地的類似行動。東亞和東南亞的各省，就是明國的十八省，過去是殖民地，現在還是殖民地，只不過殖民地換了主人，就像印度的各殖民地從蒙古人和察合台人手裡面落到英國人手中一樣。但是滿洲人有一點跟英國人是不一樣的：英國人是由東印度公司和其他法團斷斷續續以多中心方式進行征服的，而滿洲人是在一幫在北京城依靠大運河為生的、以吳越人和山東人為核心的士大夫的邀請之下南下的。他們南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大運河、運糧河這條經濟孔道，能夠得到吳越的糧食。因為沒有這些糧食，北京城的所有人，包括士大夫和依靠士大夫養活的各種消費性產業，就要全城集體餓死。
滿洲人有一部分是為了貪圖北京人的金銀財寶。戰利品這玩意兒對於蠻族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戰爭和戰爭法跟戰利品有直接的關係。從他們的角度來講，獲得戰利品和戰利品的分配是習慣法的一個重要源泉。所以當年寇準他們跟遼國蕭太后他們議和的時候就非常強調，我們可以腐化你們。照你們的規矩就是，勇士自己搶，自己分戰利品，像克洛維國王時代的法蘭克人一樣；現在我們整批地送財寶給你，全都給你蕭太后一個人，你覺得爽不爽。這其實就是一種賄賂。給了蕭太后一個人，就在遼國的憲法結構當中大大地加強了宮廷的勢力，同時削弱了武士貴族的勢力。而洪承疇這批帶路黨發揮的作用比這更勝一籌。
滿洲人已經南下搶了好幾波了，每一次戰利品都不少。比如說，努爾哈赤的大福晉后來留下的材料中就顯示，努爾哈赤跟她生氣的時候，無論生氣得有道理沒道理，就像是夫妻吵架的時候那樣絮絮叨叨地說了一通：「我給了你多少多少東西，你看，我給了你多少珍珠、多少寶石，還有多少多少綢緞，這些綢緞除了朝鮮人上貢的，一般都是我南下搶來的那些戰利品。你拿了我這麼多好衣服好綢緞，你竟然這樣這樣那樣那樣。但是我居然還拿你沒有辦法。對別人我是有辦法的，我到底是大汗呀；但是你畢竟是我老婆呀，我雖然這麼樣生氣，但是還是拿你沒有辦法。」說了半天以後，就像是唐太宗他老人家要廢立太子的時候，簡直是仰天痛哭，家務事是誰都沒有辦法的，碰上別人還可以殺，對自己的老婆孩子那就是皇帝本人也沒有辦法了。當然這是次要問題，重要的就是這件事情顯示出了滿洲人的戰利品機制。
洪承疇他們在李自成入京以後，就跟攝政王和剛剛重新組織了一遍攝政團的滿洲貴族報告說：「現在北京城的大批金銀財寶落到了李自成他老人家手裡面。他像一個地道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正在拷打這些士大夫，逼著他們把財寶交出來。如果我們把李自成趕走了，把這批財寶送到滿洲人的手裡面，那麼可比以前好幾次辛辛苦苦南下得到的錢要多得多了，大家覺得是不是很划算？」攝政王和各位貴族商量了一下以後覺得好像是很划算，又跟朝鮮人、蒙古人和其他各國的使節商量了一下，覺得可以派出一批照現在的說法是滿洲皇帝領導下的多國部隊，以人道主義援助和保衛正統政府為光明堂皇的大義名分，就是說，我們是替崇禎皇帝報仇來的，是為了鎮壓萬惡的流寇和搶劫犯來的，不提我們另外還有一點自私的動機，用這種方式南下。
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落入了士大夫階級的圈套，因為金銀財寶是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而北京城有那麼一大撥嗷嗷待哺的士大夫和居民。滿洲人一旦進了城，就面臨著一個不能夠隨隨便便地拋棄投降你的被保護人的封建倫理問題，尤其是你已經拿了被保護人的錢。這個邏輯就像薩拉丁蘇丹曾經對十字軍執行的那種做法，如果你的客人在你的帳簾裡面喝了水，你就不能再殺他了。按照阿拉伯人的部落和封建倫理來說的話，東道主好客是理所當然的。你殺敵人、搶敵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你請了某個人來你家裡面做客而他居然死在你家裡面了，你這個當主人的是丟人丟透了，因為你簡直就沒資格做勇士了。
勇士是什麼？勇士就是在戰場上都能夠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從敵人手裡面搶到戰利品的人。你自己家裡面該比戰場上安全得多了吧。如果你連你自己家裡面的安全都維護不了，誰能相信你在戰場上能為你自己的老婆、你自己的情人和跟著你走的封建侍從搶到戰利品呢？你的名譽算是丟光了。以後你作為一個封建騎士的領袖，你簡直是沒有辦法見人了。當然，如果他本身就是被你下毒殺害的人，那你就更加丟人了。你應該在戰場上殺掉他，而你在戰場上殺不了他，偷偷給他下毒，趁他信任你的機會給他下毒，那你不是一個合格的封建騎士。所以無論他是怎麼死的，你要麼就不請他，要請了他，你千萬不能讓他死在你自己家裡面。客人死在主人的家裡面，或者客人在主人的家裡面吃不飽飯，在世界上所有蠻族的封建倫理當中都是十二分丟人的事情。所以就有被俘的跟薩拉丁騎士討一杯的十字軍騎士就想問薩拉丁討一口水喝，如果薩拉丁給了他這一口水喝，他就可以說，照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習慣法，他是薩拉丁的客人，以後薩拉丁再殺他那就是薩拉丁道義有虧，不配做一個封建武士了。
所有的封建倫理都有諸如此類的做法，總之封建倫理是一種對等而不平等的契約，它根本上就是建立在保護人和被保護人之間的默契的關係上，有沒有成文的規定還是只有雙方習慣的規定是差不多的。你要做一個武士的頭領，你的面子是丟不起的。你不能讓世界各地的吟遊歌手說，你已經保護了某個人，然後這個人又死于非命了，這說明什麼？說明你的保護是個不值錢的東西。封建領主是什麼人？凡是從封建領主和部落酋長起家的君主，他的統治權的根本要素就是保護能力。別人之所以服我，就是因為我有能力保護誰誰誰。如果我沒有答應保護他就算了，我答應保護了他、然後他又莫名其妙地在我的保護之下死了，那麼我是有義務為他復仇的。如果復不了仇，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就說明我的保護能力是假的，那麼手下跟著我走的武士以後就沒有必要再跟著我走也不應該跟著我走了，這個面子是輸不起的。
我可以殺人如麻，但是要看殺在什麼地方。殺敵人，殺得越多越好，殺得越多越說明我作為武士的能力強；但是被我保護的人或者是我的徒弟被殺了而我不能報復的話，恰好相反，死的人越多說明我的能力越差，我以後就再也沒有面子了。沒有面子就意味著沒有徒子徒孫，沒有徒子徒孫就意味著我出征打獵或打仗的時候我手下寥寥無幾，寥寥無幾就意味著我得到的戰利品很少，戰利品很少，我以後再招徒弟和武士招到的人就更少。這個惡性循環一旦開始以後就整個完蛋了，我寧可死也不能出這種事情。如果我死在戰場上，照封建武士的倫理來說我不是沒有面子，我的兒子、我的義子或者我的繼承人不會因此而損失聲譽，不損失聲譽就是說以後的戰利品也不會損失；但是我如果臨陣逃脫了或者是做了相當于臨陣逃脫的事情，也就是說讓自己的被保護人死了而不能報復的話，我的面子就丟了，以後以上的惡性循環就會發生了。
滿洲人一旦進了北京城，而且從前明的宮殿和士大夫手中拿到了這批金銀財寶，他們就等于是，按照封建倫理，至少是在他們的朝鮮和蒙古附庸的眼前，他們已經接受了被保護者的效忠，就好像是封建時代的師傅接到了學徒送的那批禮物，或者是孔老夫子從門徒手裡面收了那些肉乾。孔老夫子是可以不收這個肉乾的，但是收了肉乾就是說他承認送肉乾的人是他的門徒了。如果教不好這個門徒，那是孔老夫子丟臉的事情。同樣的道理，你收了這批錢以後，如果這些人死在你的手下的話，你的名譽就要丟掉。然後他們才發現，你只要拿下了北京城，你就有必要把蘇州城拿下，因為沒有蘇州，北京就要餓死。所以，這筆金銀財寶不是白拿的。蠻族頭腦簡單或者說吧做心思淳樸，上了這個鉤以後就沒有辦法了，除了硬著頭皮下江南以外就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他們不是像英國人那樣，通過無數次具體的討債行動或者其他經濟糾紛稀里糊塗地就變成了半個印度的主人，而是一下子就被整個拖進去了，把十八省整個給拿下了。
但是，他們作為蠻族的本能還是存在的。作為殖民者，他們並不像是十八省的士大夫那樣有一套稀里糊塗的忠義觀念，就是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我們只能有單向度的契約關係，不可能有封建式的那種複雜的多元網絡關係。如果你有幾個不同的宗族或者是有幾套不同的法制，反了反了，不忠不義，無君無父，女人嫁了幾個丈夫，你簡直是成何體統，丟人丟人。這一套倫理他們是沒有的，他們的做法還是像蒙古人和英國人在印度一樣，怎麼方便就怎麼做。在蘇州，他們就直截了當地接受了當地士大夫給他們獻上的田賦記錄和戶籍名單，按照這個戶籍名單和田賦記錄，也就是說實際上他們是按照萬曆年代的戶口本給你一股腦地征稅的，等于是照抄下了大明律和相關的一系列體制。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這跟他們在蒙古用蒙古法是一個道理。成吉思汗的法典，有清一代是始終適用的。如果你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你們部落或者你們領地的習慣法是從成吉思汗或者是從哪一個蒙古領主傳下來的，那麼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大清皇帝的統治下繼續用你的習慣法法典。大清律實際上是大明律的翻版，對你是不適用的。這也是蒙古帝國時代的老規矩以及所有封建蠻族征服者普遍實行的規矩。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征服了敘利亞以後也是這樣的。如果你本來是蠻族，你還用你的習慣法；如果你是順民，那麼對不起，你原先是怎麼樣納貢賦的，現在還照例給我們納貢賦就行了。蘇州人得到的就是那種編戶齊民的待遇和大明律——那就是比較殘酷的法典了。
大明律，殺了人是一定要死的；但是蒙古人的習慣法，殺了人你不一定要死。殺人是雙方私人之間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你是個自由的武士。自由的武士被殺了，誰受到損失戰爭只是規模大小的區別；或者你認為，我收一筆賠償費就可以了，那麼私了，收一筆賠償費。無論是決鬥（私人戰爭）還是賠償費（照蒙古人的說法就叫燒埋銀），反正都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你認為「我們武當派的師傅被你們少林派的師傅打死了，我們張三丰張師傅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我們要收一百萬的燒埋銀」，沒人管你，只要對方願意出，對方也認為張三丰張師傅這麼NB，就是值一百萬，可以的；如果你認為柯鎮惡柯師傅只值一百兩銀子，對方認為出一百兩銀子也就行了，那也可以的。出價高低是一個秩序出售的市場經濟的過程，就像是企業家賣出的貨物可以是任何價格。你有定價的自由，但是人家買不買是人家的自由。你定價定高了，人家就是不買，你也沒有辦法。所以你定的價格必須是別人也願意買的價格，所以也不是可以隨便亂定的。柯鎮惡柯師傅的價格一定會比張三丰張師傅要低，因為在武林的秩序市場上，張三丰張真人的身價比小小的柯鎮惡和江南那幾個小俠的身價要大得多，所以小武士的燒埋銀一定不會有大武士那麼多，但是雙方討價還價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平衡。
最後這些大致的平衡被什麼懺悔者愛德華或者諸如此類好事的、認為自己除了武功以外還要有一點文治的君主搜集下來，覺得我老人家跟別的騎士不一樣，我還是一個很有文化的人，而且我還有一幫會寫拉丁文的秘書呢，我就要把這些習慣法收錄成冊寫下來。于是後人就會看到，日耳曼人的伯爵被打死了，可以收多少多少燒埋銀；如果是普通武士或者男爵被打死了，賠償金要少一些；國王被打死了，賠償又是多少多少。蒙古人的習慣法差不多也就是這麼一回事，有各種燒埋銀。燒埋銀不是一定會解決問題的，也有和解不了、私了不了的。徒弟就是要為張師傅或者柯師傅報仇，你這點錢我看不在眼裡，我要跟你私鬥，打上幾十年幾百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記住，死的是你自己部落的人，是你的酋長和你的師傅，可不是成吉思汗的酋長和師傅，戰爭、殺人這件事情是私人之間的事務。
但是宋國臣民和明國臣民就不一樣了。編戶齊民，他是誰的人呢？他不是他老婆的人，而是皇帝他老人家的人。大宋的臣民和大明的臣民死了以後，他老婆、他徒弟和他兒子無權私了，這是國家事務，所以理論上講要殺人抵命的。大明律當然就是這樣的。大清律把「大明律」改了一個字，改叫「大清律」，就像他們把「大明門」給改成「大清門」一樣，適用于編戶齊民。也就是說，蒙古殖民者像滿洲殖民者一樣，他們本來是只認習慣法的，但是你們明國臣民和宋國臣民自己虐待自己，把自己變成了皇帝的私人，用了一套比蒙古武士、日耳曼武士殘酷得多的法律來管治自己，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你們認為你們的人賤，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蒙古的人貴或者內亞各部落的人貴就可以了。你們照樣按你們的習慣法好了，我們不用多動腦筋，就把你們的成文法當作習慣法繼承下來，變成我們習慣法的一部分，好像是路易斯安那的羅馬法、拿破侖法典會變成普通法、習慣法的一個分支一樣。
普通法是習慣法的一支，不是唯一的習慣法。阿拉伯人的沙里亞法、蒙古人的大扎撒和各種日耳曼法、印第安法，它們都是習慣法。習慣法吸納成文法，就是這麼吸納的。他們不能理解成文法的基本精神是官僚管治，而是把成文法也當成習慣法的一部分。在他們心目中，你們大概就是一批比較有病、熱愛SM的賤人，但是這又干我們屁事？你們就這麼干好了。後來英國人到了上海也是這樣的，我們大英國人的習慣法是普通法，不要以為我們會接受你們那套打板子、打屁股的荒謬做法，但是你們清國臣民覺得自己打板子很好的話，我們把你們的人打發回去交給你們的衙門處理，一點問題都沒有。只是涉及我們大英臣民的案子，我們非要我們自己的領事和陪審員出來判不可，按照英國法律判，絕對不能受你們那種野蠻的待遇，你們自己人打死了多少干我屁事。蒙古人和滿洲人也是這種精神。
當滿洲兵碰上其他封建性比較強的團體——例如碰上秦良玉他老人家的土司團體的時候，他的態度就不一樣了。康熙皇帝就英明地說，我知道你們明國為什麼老是跟這些巴蜀利亞、夜郎或者大不列滇的土司頭目打仗，因為你們是一幫萬惡的僭主，你們不懂得尊重人家封建的習慣法。我們滿洲人也是講封建的，事情很好解決：你們那些編戶齊民的流官給我滾開，不要到那裡去行賄受賄，不要拿出你們的大明律去折騰；我們滿洲皇帝接受這些土司頭目的效忠，然後讓他們像蒙古各部落一樣用自己的習慣法。問題不就立刻解決了嗎，天下不就立刻太平了嗎？有這些人在那裡，誰還敢鬧張獻忠？我們可以很順利地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所以這還是英國人在印度的那一套。如果你是孟加拉國的順民，我們就按照順民的規矩，給你們任命一幫些明達爾稅吏，收你們的稅就行了；如果你們是廓爾喀的蠻族，你們本來就是蠻族，那麼我可以招你的蠻族頭目到我們大英帝國的軍隊來給我們當差，我們讓你們的封建領主按你們的習慣法繼續做事，繼續生活。如果你們是穆斯林，很簡單，你們有沒有你們的習慣法頭領，有沒有你們的教主，有沒有你們的教法學家？哦，好像有啦，你們的教法學家叫什麼呢？叫阿迦汗親王，很好，你們叫你們的阿迦汗親王過來宣誓效忠于女王陛下，然後我們不管了，你們阿迦汗親王按照你們教派的內部規矩去管理你們的教派，大英帝國犯不著多此一舉。因此，英國人用六萬人馬就可以統治幾億人口的印度。
所以，人數只有幾百萬的滿洲八旗聯盟也是只用了區區幾萬人就把東亞和東南亞的各省都給占住了。當年鄭成功下南京的時候，南京的總督說了一聲「城大兵單，難于守御」，他老人家守衛南京城的兵有多少呢？一千多人。我說的是真正的滿兵是一千多人，其他各種戰鬥力跟警察差不了多少的明國殘留部隊——比如說像是馬逢知在松江的那些部隊不算在內。但是，幾千個八旗兵可以鎮住幾萬個雜牌軍，然後抵擋住鄭成功的幾萬大軍。如果是反清復明的部隊或者是李闖王張獻忠的殘余部隊的話，可以頂住幾十萬人。鄭成功的部隊是買了歐洲人的先進火器的，所以是特別能打的。能頂得住鄭成功的幾萬大軍，用來收拾明國的幾十萬大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正常情況下，滿洲兵幾百人可以打掉反清復明的義師幾十萬人。所以，像荊州城和杭州城這些地方，實質上的滿兵、作戰的武士只有幾百人，加上家屬才幾千人，就鎮這麼個規模，把偌大一個大明國治得服服帖帖。
當然，西南土司人口雖然不多，但是他們的武士和戰兵其實是僅次于滿洲人的。滿洲人可以有幾十萬武士，西南各土司至少有幾萬人，可能有十幾萬人。這些人按總人口來算，比蘇州府的人口都還不如，更不要說跟江蘇省和浙江省的人口比了；但是這些土司在秩序市場上的分量比起明國十八省的編戶齊民加起來還要大。英印帝國時期也是這樣的，廓爾喀人、拉杰普特人這些蠻族後裔在大英帝國的皇糧名單上占的位置比起幾千萬孟加拉國人還要重。英印帝國是怎麼樣一個組織呢？幾千個英國人和歐洲人，然後再加上幾萬個蠻族，包括穆斯林的蠻族、廓爾喀人的蠻族、錫克人的蠻族和拉杰普特人的蠻族，總之是各種比較能打、有自組織的人有幾萬人，湊在一起構成一個人數大概六萬的統治階級。剩下的印度帝國原先的各種順民，就讓這六萬人給治得服服帖帖了。
這就是順治康熙兩朝的規矩。按照這種規矩的話，滿洲人需要的輸出還不算大，還不需要像後來同光年代以後把西丹都給送上。「西丹」是什麼？就是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等到僧格林沁、勝保他們出發跟英法聯軍和太平軍打仗的時候，滿洲武士就是把自己壓箱底的本錢都拿出來了，十四歲的男孩子甚至十二歲的男孩子都拉出來上前線了，還沒有結婚、還沒有見過女人的男孩子都派出去上前線了，滿洲八旗的老本就是這樣給吃光的。如果按照順治康熙年間的殖民主義的規矩的話，這種事情還不會發生。但是萬惡的雍正皇帝一來，這件事情就發生了。雍正皇帝，按照八旗聯盟的規矩來說是一個僭主。當然這事康熙皇帝也有責任，宮廷紛紛的故事我們就不詳細講了。
順康年間滿洲聯盟雖然有皇帝，皇帝也拿了很多easy money，但是封建聯盟的舊制還沒有完全消滅，蒙古人和滿洲人的酋長貴族還有很大的發言權。尤其是，滿洲人的精華還沒有完全流到殖民地去消耗殆盡。這個時期的內亞酋長還比較有國際眼光。例如，奪嫡案——就是各位親王爭皇位、爭繼承人位置的案件當中，有好幾個親王的密碼是用羅馬字拼寫的，因為他們的顧問當中包括耶穌會的傳教士。康熙皇帝本人也是一個業餘數學家和業餘鋼琴家。雖然他自以為很高明，但是照歐洲標準其實只有小學生的水平，但是這已經很不錯了。他是有能耐跟萊布尼茨通信的人。滿洲人和內亞人的酋長比較熱衷歐洲文化，就像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比較熱衷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先進醫學和天文學一樣。後來雍正乾隆以後的滿洲皇帝，按照通俗說法就是漢化了。漢化的意思就是東亞化，也就是退化了。就像是娶了波斯女人和印度女人的英國后裔就變成印度人一樣，以後他們也就沾染了士大夫階級的偏見，變成東亞的井底之蛙，以後他們就只會信佛教或者道教，也不會再跟傳教士有什麼關係，也不會再用羅馬字的密碼學了。
雍正皇帝本身在奪嫡鬥爭中勝出，他時刻感到他自己不合法，因為老皇帝廢了太子以後在選定繼承人的過程中間改了幾次主意，最後能不能夠選到雍正頭上是不好說的，雍正時刻沒有安全感，所以他需要消滅傳統貴族的權力。他像忽必烈一樣，感覺到傳統貴族很可能會支持其他的王子來反對他，所以他只有把自己變成一個明國皇帝一樣的專制君主才能夠安全。所以，「八固山合議」——就是相當于蒙古人的忽里勒台貴族會議、相當于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那種貴族會議的最後殘余，在雍正一朝被廢掉了。而也正是雍正皇帝，把順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召來而且予以重用的耶穌會會士和天主教傳統統統趕了出去。禁教這件事情是雍正皇帝做的，對滿洲帝國的打擊是非常致命的。別的不說，康熙一朝滿洲帝國造的大炮當中，有超過一半就是由南懷仁督造的。康熙皇帝的《皇輿全覽圖》也是由耶穌會會士用歐洲的先進技術畫出來的。大家都知道的天文學那一套，我們現在所謂的國粹農曆，當然也是耶穌會會士搞出來的。
楊光先和穆斯林瘋狂地抗議，因為他們把原有的蒙古帝國引入的回回曆給廢掉了。但是竞爭是在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間進行的，儒家和東亞的那些人根本就沒有發言的資格，就好像是印度的統治權是英國人和蒙古穆斯林之間進行鬥爭、而孟加拉國的土族居民是永遠插不上話一樣。你不要以為蒙兀兒帝國是本土的。英國人是打倒了蒙兀兒帝國，但是蒙兀兒帝國和他們用的波斯人、烏茲別克人、布哈拉人其實還不是內亞的穆斯林麼？從印度人的角度講，只是一撥蠻族換了另一撥蠻族。滿洲帝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康熙順治在歷史上的作用就是用西洋天文學和西洋的新技術來取代了蒙古人引進的穆斯林的舊技術。但是即使穆斯林的舊技術，相對于明國那些編戶齊民和可憐的儒家學者來說的話也已經是足夠高檔，高檔到他們連插話的資格都沒有了，他們甚至根本沒有資格去反對湯若望和南懷仁。穆斯林的天文學家拿著回回曆還可以反對一下，這些儒家連反對的資格都還沒有。
當然，這一切隨著雍正皇帝而改變了。其他幾位阿哥像他們的老皇爺康熙一樣，用的是天主教士給他們當顧問；雍正皇帝呢，可憐巴巴的，用了一個佛教的和尚。他事事都學明成祖，連搞陰謀活動都是這樣的。像明成祖有個姚廣孝一樣，他身邊也有類似的喇嘛教和佛教的和尚替他出力。所以他勝利了以後恨屋及烏，把天主教士和耶穌會的科學家統統趕了出去；而且嚴禁在內地傳教，所有的清國籍的天主教士都要處死。他消滅貴族會議，消滅封建領主，消滅天主教會，強行推行滿洲的東亞化，是因為只有漢化和東亞化以後他才能夠罩得住。如果那些萬惡的內亞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勢力繼續像以前在順治康熙兩朝一樣活動，那麼他的皇位還是不穩的。
沒有這些土司和領主以後你靠誰呢？你只能依靠林則徐和葉名琛這樣的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是什麼呢？是東亞和東南亞殖民地的井底之蛙，他們沒有見過世面。不像以前的蒙古領主和滿洲領主一樣，他們就算是沒有見過耶穌會士，至少穆斯林天文學家和敘利亞東方教派的教徒這些人當中的名醫和天文學家他們是見過的。而林則徐和葉名琛認識誰呢？誰也不認識，他們除了四書五經以外什麼也不懂的。這樣搞下去的結果就是後來英國人曾經發現過的怪事：像琦善、耆英、伊里布這樣的滿洲大臣還比較好說話，而林則徐和葉名琛這樣的士大夫真是無理可喻，他們堅持說我大清就是天朝上國，而滿洲貴族還記得他們跟穆斯林酋長和俄羅斯人打交道的時候是不講天朝上國什麼的。所以，琦善這些人在貴國的歷史書上被寫成投降派，而林則徐這些人被寫成反帝英雄，這都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康熙皇帝在位的時候，他手下的那些士大夫也是不高興他跟俄國人和穆斯林打交道的，但是康熙皇帝根本不鳥他們。他是依靠他的滿洲蒙古武士、依靠他的耶穌會士來辦事的，你們這些士大夫和你們的順民算個屁，就像是孟加拉國人的順民在英印帝國中算個屁一樣。英國人只要管好了歐洲人還有廓爾喀人這些蠻族，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康熙皇帝跟俄國人簽署《尼布楚條約》根本不講什麼天朝上國，一切辦得順順利利的，跟內亞酋長打交道的時候、跟蒙古人打交道的時候也是這樣，他可以不管士大夫。但是，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就不能夠什麼事情都讓伊里布、琦善他們去辦。可以說，如果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身邊只有伊里布和琦善的話，那麼對英國的交涉可以按照以前對俄國交涉的方式進行，大清帝國不至于這麼樣很狼狽不堪；但是因為士大夫階級在自己的朝廷中的地位看漲，有了林則徐、葉名琛這一幫頑固不化的士大夫，所以皇帝就不能像以前那樣自由了。
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雍正以後的皇帝像我們通俗所說的那樣漢化了、東亞化了，所以他不能像以前作為一個純粹的殖民主義者那樣自由決策。這件事的關鍵當然是在于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把事情搞砸了以後，乾隆皇帝一度企圖開倒車，企圖恢復滿洲舊俗，企圖恢復弓馬習慣，企圖恢復滿語，還企圖將贛越和南粵各地的宗族加以滿化，把這些宗族的長老通過普通法學家非常熟悉的那種法律擬制的手段，我硬是要把你假設成為日耳曼習慣法體系裡的封建領主，儘管你實際上只是一個普通的地主和資本家，我把你搞的經濟交易說成是封建意義上的效忠關係，搞一個法律虛擬。乾隆皇帝就很想這樣搞，把這些儒家的宗族長老說成是滿洲和蒙古的部落酋長，通過這些虛擬的部落酋長去管理他自己的部民。這樣的好處就是，比起編戶齊民來說，可以省很多公務員。
但是這一招已經不管用了，關鍵就在于滿洲人自身已經被雍正皇帝搞壞了。普通法搞這些法律擬制能夠成功，關鍵當然還是英國人自身沒有墮落。英國人自身沒有墮落，是因為埃德蒙．伯克能夠搞掉死以黑斯廷斯為代表的那些印度化的英國腐敗分子，保存了英國普通法和蠻族法的元氣。也就是說，英國人把自己的忽必烈和雍正皇帝給搞死了，所以普通法才能夠通過法律擬制的方式吸收沙里亞法，吸收儒家習慣法、穆斯林習慣法、印第安習慣法，吸收羅馬法和全世界的成文法，繼續壯大自己。而經過雍正皇帝折騰以後，滿洲人自己都要搞士大夫化，出了很多滿洲出身的舉人和狀元，這一下不得了，這就注定了乾隆皇帝搞的再滿洲化只能失敗了。
乾隆皇帝企圖搞成滿洲酋長和蒙古酋長的那些南粵和贛越的宗族長老，最後沒有滿洲化成功。而他自己滿洲老家的那些酋長都變得靠不住了，出了很多自願要當科舉文人的舉人，攔都攔不住。而他想要派回滿洲墾荒的那些京旗，拿著朝廷給的錢，跑回到黑龍江和吉林以後，把種子賣光以後又跑回到京城裡面來看戲了，覺得一天到晚看戲的生活愜意得很。乾隆皇帝氣得要死，但是沒有辦法。乾隆皇帝死了以後，後來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連這個想法都消失了。最後他們受的皇家教育連原有的滿洲傳統教育都消失了，以至於在道光和咸豐年間他們已經離不開林則徐和葉名琛這些儒家士大夫了。因此不可避免的，原有的滿洲殖民者喪失了殖民者必需的德性，必須讓位給新的英國殖民者、法國殖民者和歐洲殖民者了。這就是滿洲殖民者消亡的軌跡，這個軌跡的關鍵就在于雍正一朝。
雍正皇帝之所以做這件事情，跟他的不合法性有很大的關系。比較合法的皇帝有安全感，他會覺得滿洲的部落傳統和封建習慣法對他沒有壞處。像乾隆皇帝雖然是雍正皇帝的兒子，其實漢學的造詣比雍正皇帝高，但是他對滿洲習慣法反而比雍正皇帝更親，為什麼呢？因為他是雍正皇帝唯一合適繼位的兒子。雍正皇帝雖然搞了一套戲劇性的秘密制定繼承人的儀式，其實全都是沒有用的。早在雍正皇帝死以前，大家都知道皇位肯定是乾隆皇帝的，因為沒有別的男孩子更合適。他就不用像雍正皇帝那樣為了得到皇位而各種勾心鬥角。所以，乾隆皇帝有安全感，雍正皇帝沒有安全感。乾隆皇帝有封建皇帝的合法性和自信心，雍正皇帝則有一個僭主和篡位者的不自信。不自信的結果就是，他瘋狂地破壞滿洲的習慣法，盡可能地使滿洲人腐化墮落，以至于乾隆皇帝想要開倒車都扭不回來。乾隆皇帝可以說是一個 "Make Manchuria Great Again" 的推行者，但是他壯志未酬。所以滿洲人就變成我們認識的這個樣子了，坐在北京城裡面當政協委員，扶也扶不起來。這一切的關鍵就在于雍正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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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位不穩，擔心八旗封建貴族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積極破壞八旗的習慣法。用好控制的漢人士大夫取代他們。結果就是複製了傳統中原王朝的流官與編戶齊民路線，統治成本大大提升。也因為漢人士大夫的抬頭，使得湯若望或南懷仁等耶穌會傳教士被驅逐，西方對中國的秩序輸入就此中斷。
乾隆的皇位較穩，積極恢復八旗的習慣法，並意圖將贛越和南粵等儒家宗族滿化(封建化)，讓漢人宗族長老實施像土司(少數民族)一樣的自治(少來煩我)，減少統治成本。但因為雍正時代已經把事情搞砸了，所以一切都回不去，被拆散剝離的八旗打不動也耕不動，只能被供養著。
(清初~尼布楚條約時都算八旗巔峰，滅準噶爾時顯露不足，但仍對東北亞有強大震懾力，之後就一路向下，比如清緬戰爭時清軍的火繩槍已經打不過緬甸的燧發槍了)
而漢人士大夫只懂四書五經，總是以天朝上國的思維處理外交。反而琦善、耆英、伊里布這些滿族大臣，對當年穆斯林跟耶穌會的好東西有印象，也有習慣法的背景，沒有像楊光先這種儒家聖賢本土至上的迷思，反而較能跟洋人對得上話，有機會像當初尼布楚條約的方式處理洋人關係(滿清本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但這在天朝上國的思維中就是投降的。
同樣的劇本可參見課本常提到的北宋對遼用歲幣買和平，用姨學的講法就是漢人士大夫對遼國高層的腐化。漢化愈深腐化愈深，對習慣法的破壞也愈嚴重。
埃德蒙．伯克之類的人抵擋印度殖民地的腐敗對貴族的侵蝕，保住了英國習慣法的傳統，中止了如雍正跟忽必烈漢化(東方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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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夏的第八位罪人就是雍正皇帝。滿洲人征服明國，從性質上並不是一種類似于大英帝國征服前察合台汗國的蒙兀兒殖民地的類似行動。東亞和東南亞的各省，就是明國的十八省，過去是殖民地，現在還是殖民地，只不過殖民地換了主人，就像印度的各殖民地從蒙古人和察合台人手裡面落到英國人手中一樣。但是滿洲人有一點跟英國人是不一樣的：英國人是由東印度公司和其他法團斷斷續續以多中心方式進行征服的，而滿洲人是在一幫在北京城依靠大運河為生的、以吳越人和山東人為核心的士大夫的邀請之下南下的。他們南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大運河、運糧河這條經濟孔道，能夠得到吳越的糧食。因為沒有這些糧食，北京城的所有人，包括士大夫和依靠士大夫養活的各種消費性產業，就要全城集體餓死。
滿洲人有一部分是為了貪圖北京人的金銀財寶。戰利品這玩意兒對於蠻族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戰爭和戰爭法跟戰利品有直接的關係。從他們的角度來講，獲得戰利品和戰利品的分配是習慣法的一個重要源泉。所以當年寇準他們跟遼國蕭太后他們議和的時候就非常強調，我們可以腐化你們。照你們的規矩就是，勇士自己搶，自己分戰利品，像克洛維國王時代的法蘭克人一樣；現在我們整批地送財寶給你，全都給你蕭太后一個人，你覺得爽不爽。這其實就是一種賄賂。給了蕭太后一個人，就在遼國的憲法結構當中大大地加強了宮廷的勢力，同時削弱了武士貴族的勢力。而洪承疇這批帶路黨發揮的作用比這更勝一籌。
滿洲人已經南下搶了好幾波了，每一次戰利品都不少。比如說，努爾哈赤的大福晉后來留下的材料中就顯示，努爾哈赤跟她生氣的時候，無論生氣得有道理沒道理，就像是夫妻吵架的時候那樣絮絮叨叨地說了一通：「我給了你多少多少東西，你看，我給了你多少珍珠、多少寶石，還有多少多少綢緞，這些綢緞除了朝鮮人上貢的，一般都是我南下搶來的那些戰利品。你拿了我這麼多好衣服好綢緞，你竟然這樣這樣那樣那樣。但是我居然還拿你沒有辦法。對別人我是有辦法的，我到底是大汗呀；但是你畢竟是我老婆呀，我雖然這麼樣生氣，但是還是拿你沒有辦法。」說了半天以後，就像是唐太宗他老人家要廢立太子的時候，簡直是仰天痛哭，家務事是誰都沒有辦法的，碰上別人還可以殺，對自己的老婆孩子那就是皇帝本人也沒有辦法了。當然這是次要問題，重要的就是這件事情顯示出了滿洲人的戰利品機制。
洪承疇他們在李自成入京以後，就跟攝政王和剛剛重新組織了一遍攝政團的滿洲貴族報告說：「現在北京城的大批金銀財寶落到了李自成他老人家手裡面。他像一個地道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正在拷打這些士大夫，逼著他們把財寶交出來。如果我們把李自成趕走了，把這批財寶送到滿洲人的手裡面，那麼可比以前好幾次辛辛苦苦南下得到的錢要多得多了，大家覺得是不是很划算？」攝政王和各位貴族商量了一下以後覺得好像是很划算，又跟朝鮮人、蒙古人和其他各國的使節商量了一下，覺得可以派出一批照現在的說法是滿洲皇帝領導下的多國部隊，以人道主義援助和保衛正統政府為光明堂皇的大義名分，就是說，我們是替崇禎皇帝報仇來的，是為了鎮壓萬惡的流寇和搶劫犯來的，不提我們另外還有一點自私的動機，用這種方式南下。
但是他們不知道，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落入了士大夫階級的圈套，因為金銀財寶是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而北京城有那麼一大撥嗷嗷待哺的士大夫和居民。滿洲人一旦進了城，就面臨著一個不能夠隨隨便便地拋棄投降你的被保護人的封建倫理問題，尤其是你已經拿了被保護人的錢。這個邏輯就像薩拉丁蘇丹曾經對十字軍執行的那種做法，如果你的客人在你的帳簾裡面喝了水，你就不能再殺他了。按照阿拉伯人的部落和封建倫理來說的話，東道主好客是理所當然的。你殺敵人、搶敵人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如果你請了某個人來你家裡面做客而他居然死在你家裡面了，你這個當主人的是丟人丟透了，因為你簡直就沒資格做勇士了。
勇士是什麼？勇士就是在戰場上都能夠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從敵人手裡面搶到戰利品的人。你自己家裡面該比戰場上安全得多了吧。如果你連你自己家裡面的安全都維護不了，誰能相信你在戰場上能為你自己的老婆、你自己的情人和跟著你走的封建侍從搶到戰利品呢？你的名譽算是丟光了。以後你作為一個封建騎士的領袖，你簡直是沒有辦法見人了。當然，如果他本身就是被你下毒殺害的人，那你就更加丟人了。你應該在戰場上殺掉他，而你在戰場上殺不了他，偷偷給他下毒，趁他信任你的機會給他下毒，那你不是一個合格的封建騎士。所以無論他是怎麼死的，你要麼就不請他，要請了他，你千萬不能讓他死在你自己家裡面。客人死在主人的家裡面，或者客人在主人的家裡面吃不飽飯，在世界上所有蠻族的封建倫理當中都是十二分丟人的事情。所以就有被俘的跟薩拉丁騎士討一杯的十字軍騎士就想問薩拉丁討一口水喝，如果薩拉丁給了他這一口水喝，他就可以說，照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習慣法，他是薩拉丁的客人，以後薩拉丁再殺他那就是薩拉丁道義有虧，不配做一個封建武士了。
所有的封建倫理都有諸如此類的做法，總之封建倫理是一種對等而不平等的契約，它根本上就是建立在保護人和被保護人之間的默契的關係上，有沒有成文的規定還是只有雙方習慣的規定是差不多的。你要做一個武士的頭領，你的面子是丟不起的。你不能讓世界各地的吟遊歌手說，你已經保護了某個人，然後這個人又死于非命了，這說明什麼？說明你的保護是個不值錢的東西。封建領主是什麼人？凡是從封建領主和部落酋長起家的君主，他的統治權的根本要素就是保護能力。別人之所以服我，就是因為我有能力保護誰誰誰。如果我沒有答應保護他就算了，我答應保護了他、然後他又莫名其妙地在我的保護之下死了，那麼我是有義務為他復仇的。如果復不了仇，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就說明我的保護能力是假的，那麼手下跟著我走的武士以後就沒有必要再跟著我走也不應該跟著我走了，這個面子是輸不起的。
我可以殺人如麻，但是要看殺在什麼地方。殺敵人，殺得越多越好，殺得越多越說明我作為武士的能力強；但是被我保護的人或者是我的徒弟被殺了而我不能報復的話，恰好相反，死的人越多說明我的能力越差，我以後就再也沒有面子了。沒有面子就意味著沒有徒子徒孫，沒有徒子徒孫就意味著我出征打獵或打仗的時候我手下寥寥無幾，寥寥無幾就意味著我得到的戰利品很少，戰利品很少，我以後再招徒弟和武士招到的人就更少。這個惡性循環一旦開始以後就整個完蛋了，我寧可死也不能出這種事情。如果我死在戰場上，照封建武士的倫理來說我不是沒有面子，我的兒子、我的義子或者我的繼承人不會因此而損失聲譽，不損失聲譽就是說以後的戰利品也不會損失；但是我如果臨陣逃脫了或者是做了相當于臨陣逃脫的事情，也就是說讓自己的被保護人死了而不能報復的話，我的面子就丟了，以後以上的惡性循環就會發生了。
滿洲人一旦進了北京城，而且從前明的宮殿和士大夫手中拿到了這批金銀財寶，他們就等于是，按照封建倫理，至少是在他們的朝鮮和蒙古附庸的眼前，他們已經接受了被保護者的效忠，就好像是封建時代的師傅接到了學徒送的那批禮物，或者是孔老夫子從門徒手裡面收了那些肉乾。孔老夫子是可以不收這個肉乾的，但是收了肉乾就是說他承認送肉乾的人是他的門徒了。如果教不好這個門徒，那是孔老夫子丟臉的事情。同樣的道理，你收了這批錢以後，如果這些人死在你的手下的話，你的名譽就要丟掉。然後他們才發現，你只要拿下了北京城，你就有必要把蘇州城拿下，因為沒有蘇州，北京就要餓死。所以，這筆金銀財寶不是白拿的。蠻族頭腦簡單或者說吧做心思淳樸，上了這個鉤以後就沒有辦法了，除了硬著頭皮下江南以外就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他們不是像英國人那樣，通過無數次具體的討債行動或者其他經濟糾紛稀里糊塗地就變成了半個印度的主人，而是一下子就被整個拖進去了，把十八省整個給拿下了。
但是，他們作為蠻族的本能還是存在的。作為殖民者，他們並不像是十八省的士大夫那樣有一套稀里糊塗的忠義觀念，就是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我們只能有單向度的契約關係，不可能有封建式的那種複雜的多元網絡關係。如果你有幾個不同的宗族或者是有幾套不同的法制，反了反了，不忠不義，無君無父，女人嫁了幾個丈夫，你簡直是成何體統，丟人丟人。這一套倫理他們是沒有的，他們的做法還是像蒙古人和英國人在印度一樣，怎麼方便就怎麼做。在蘇州，他們就直截了當地接受了當地士大夫給他們獻上的田賦記錄和戶籍名單，按照這個戶籍名單和田賦記錄，也就是說實際上他們是按照萬曆年代的戶口本給你一股腦地征稅的，等于是照抄下了大明律和相關的一系列體制。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這跟他們在蒙古用蒙古法是一個道理。成吉思汗的法典，有清一代是始終適用的。如果你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子孫，你們部落或者你們領地的習慣法是從成吉思汗或者是從哪一個蒙古領主傳下來的，那麼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大清皇帝的統治下繼續用你的習慣法法典。大清律實際上是大明律的翻版，對你是不適用的。這也是蒙古帝國時代的老規矩以及所有封建蠻族征服者普遍實行的規矩。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征服了敘利亞以後也是這樣的。如果你本來是蠻族，你還用你的習慣法；如果你是順民，那麼對不起，你原先是怎麼樣納貢賦的，現在還照例給我們納貢賦就行了。蘇州人得到的就是那種編戶齊民的待遇和大明律——那就是比較殘酷的法典了。
大明律，殺了人是一定要死的；但是蒙古人的習慣法，殺了人你不一定要死。殺人是雙方私人之間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你是個自由的武士。自由的武士被殺了，誰受到損失戰爭只是規模大小的區別；或者你認為，我收一筆賠償費就可以了，那麼私了，收一筆賠償費。無論是決鬥（私人戰爭）還是賠償費（照蒙古人的說法就叫燒埋銀），反正都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你認為「我們武當派的師傅被你們少林派的師傅打死了，我們張三丰張師傅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我們要收一百萬的燒埋銀」，沒人管你，只要對方願意出，對方也認為張三丰張師傅這麼NB，就是值一百萬，可以的；如果你認為柯鎮惡柯師傅只值一百兩銀子，對方認為出一百兩銀子也就行了，那也可以的。出價高低是一個秩序出售的市場經濟的過程，就像是企業家賣出的貨物可以是任何價格。你有定價的自由，但是人家買不買是人家的自由。你定價定高了，人家就是不買，你也沒有辦法。所以你定的價格必須是別人也願意買的價格，所以也不是可以隨便亂定的。柯鎮惡柯師傅的價格一定會比張三丰張師傅要低，因為在武林的秩序市場上，張三丰張真人的身價比小小的柯鎮惡和江南那幾個小俠的身價要大得多，所以小武士的燒埋銀一定不會有大武士那麼多，但是雙方討價還價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平衡。
最後這些大致的平衡被什麼懺悔者愛德華或者諸如此類好事的、認為自己除了武功以外還要有一點文治的君主搜集下來，覺得我老人家跟別的騎士不一樣，我還是一個很有文化的人，而且我還有一幫會寫拉丁文的秘書呢，我就要把這些習慣法收錄成冊寫下來。于是後人就會看到，日耳曼人的伯爵被打死了，可以收多少多少燒埋銀；如果是普通武士或者男爵被打死了，賠償金要少一些；國王被打死了，賠償又是多少多少。蒙古人的習慣法差不多也就是這麼一回事，有各種燒埋銀。燒埋銀不是一定會解決問題的，也有和解不了、私了不了的。徒弟就是要為張師傅或者柯師傅報仇，你這點錢我看不在眼裡，我要跟你私鬥，打上幾十年幾百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記住，死的是你自己部落的人，是你的酋長和你的師傅，可不是成吉思汗的酋長和師傅，戰爭、殺人這件事情是私人之間的事務。
但是宋國臣民和明國臣民就不一樣了。編戶齊民，他是誰的人呢？他不是他老婆的人，而是皇帝他老人家的人。大宋的臣民和大明的臣民死了以後，他老婆、他徒弟和他兒子無權私了，這是國家事務，所以理論上講要殺人抵命的。大明律當然就是這樣的。大清律把「大明律」改了一個字，改叫「大清律」，就像他們把「大明門」給改成「大清門」一樣，適用于編戶齊民。也就是說，蒙古殖民者像滿洲殖民者一樣，他們本來是只認習慣法的，但是你們明國臣民和宋國臣民自己虐待自己，把自己變成了皇帝的私人，用了一套比蒙古武士、日耳曼武士殘酷得多的法律來管治自己，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你們認為你們的人賤，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蒙古的人貴或者內亞各部落的人貴就可以了。你們照樣按你們的習慣法好了，我們不用多動腦筋，就把你們的成文法當作習慣法繼承下來，變成我們習慣法的一部分，好像是路易斯安那的羅馬法、拿破侖法典會變成普通法、習慣法的一個分支一樣。
普通法是習慣法的一支，不是唯一的習慣法。阿拉伯人的沙里亞法、蒙古人的大扎撒和各種日耳曼法、印第安法，它們都是習慣法。習慣法吸納成文法，就是這麼吸納的。他們不能理解成文法的基本精神是官僚管治，而是把成文法也當成習慣法的一部分。在他們心目中，你們大概就是一批比較有病、熱愛SM的賤人，但是這又干我們屁事？你們就這麼干好了。後來英國人到了上海也是這樣的，我們大英國人的習慣法是普通法，不要以為我們會接受你們那套打板子、打屁股的荒謬做法，但是你們清國臣民覺得自己打板子很好的話，我們把你們的人打發回去交給你們的衙門處理，一點問題都沒有。只是涉及我們大英臣民的案子，我們非要我們自己的領事和陪審員出來判不可，按照英國法律判，絕對不能受你們那種野蠻的待遇，你們自己人打死了多少干我屁事。蒙古人和滿洲人也是這種精神。
當滿洲兵碰上其他封建性比較強的團體——例如碰上秦良玉他老人家的土司團體的時候，他的態度就不一樣了。康熙皇帝就英明地說，我知道你們明國為什麼老是跟這些巴蜀利亞、夜郎或者大不列滇的土司頭目打仗，因為你們是一幫萬惡的僭主，你們不懂得尊重人家封建的習慣法。我們滿洲人也是講封建的，事情很好解決：你們那些編戶齊民的流官給我滾開，不要到那裡去行賄受賄，不要拿出你們的大明律去折騰；我們滿洲皇帝接受這些土司頭目的效忠，然後讓他們像蒙古各部落一樣用自己的習慣法。問題不就立刻解決了嗎，天下不就立刻太平了嗎？有這些人在那裡，誰還敢鬧張獻忠？我們可以很順利地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所以這還是英國人在印度的那一套。如果你是孟加拉國的順民，我們就按照順民的規矩，給你們任命一幫些明達爾稅吏，收你們的稅就行了；如果你們是廓爾喀的蠻族，你們本來就是蠻族，那麼我可以招你的蠻族頭目到我們大英帝國的軍隊來給我們當差，我們讓你們的封建領主按你們的習慣法繼續做事，繼續生活。如果你們是穆斯林，很簡單，你們有沒有你們的習慣法頭領，有沒有你們的教主，有沒有你們的教法學家？哦，好像有啦，你們的教法學家叫什麼呢？叫阿迦汗親王，很好，你們叫你們的阿迦汗親王過來宣誓效忠于女王陛下，然後我們不管了，你們阿迦汗親王按照你們教派的內部規矩去管理你們的教派，大英帝國犯不著多此一舉。因此，英國人用六萬人馬就可以統治幾億人口的印度。
所以，人數只有幾百萬的滿洲八旗聯盟也是只用了區區幾萬人就把東亞和東南亞的各省都給占住了。當年鄭成功下南京的時候，南京的總督說了一聲「城大兵單，難于守御」，他老人家守衛南京城的兵有多少呢？一千多人。我說的是真正的滿兵是一千多人，其他各種戰鬥力跟警察差不了多少的明國殘留部隊——比如說像是馬逢知在松江的那些部隊不算在內。但是，幾千個八旗兵可以鎮住幾萬個雜牌軍，然後抵擋住鄭成功的幾萬大軍。如果是反清復明的部隊或者是李闖王張獻忠的殘余部隊的話，可以頂住幾十萬人。鄭成功的部隊是買了歐洲人的先進火器的，所以是特別能打的。能頂得住鄭成功的幾萬大軍，用來收拾明國的幾十萬大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正常情況下，滿洲兵幾百人可以打掉反清復明的義師幾十萬人。所以，像荊州城和杭州城這些地方，實質上的滿兵、作戰的武士只有幾百人，加上家屬才幾千人，就鎮這麼個規模，把偌大一個大明國治得服服帖帖。
當然，西南土司人口雖然不多，但是他們的武士和戰兵其實是僅次于滿洲人的。滿洲人可以有幾十萬武士，西南各土司至少有幾萬人，可能有十幾萬人。這些人按總人口來算，比蘇州府的人口都還不如，更不要說跟江蘇省和浙江省的人口比了；但是這些土司在秩序市場上的分量比起明國十八省的編戶齊民加起來還要大。英印帝國時期也是這樣的，廓爾喀人、拉杰普特人這些蠻族後裔在大英帝國的皇糧名單上占的位置比起幾千萬孟加拉國人還要重。英印帝國是怎麼樣一個組織呢？幾千個英國人和歐洲人，然後再加上幾萬個蠻族，包括穆斯林的蠻族、廓爾喀人的蠻族、錫克人的蠻族和拉杰普特人的蠻族，總之是各種比較能打、有自組織的人有幾萬人，湊在一起構成一個人數大概六萬的統治階級。剩下的印度帝國原先的各種順民，就讓這六萬人給治得服服帖帖了。
這就是順治康熙兩朝的規矩。按照這種規矩的話，滿洲人需要的輸出還不算大，還不需要像後來同光年代以後把西丹都給送上。「西丹」是什麼？就是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等到僧格林沁、勝保他們出發跟英法聯軍和太平軍打仗的時候，滿洲武士就是把自己壓箱底的本錢都拿出來了，十四歲的男孩子甚至十二歲的男孩子都拉出來上前線了，還沒有結婚、還沒有見過女人的男孩子都派出去上前線了，滿洲八旗的老本就是這樣給吃光的。如果按照順治康熙年間的殖民主義的規矩的話，這種事情還不會發生。但是萬惡的雍正皇帝一來，這件事情就發生了。雍正皇帝，按照八旗聯盟的規矩來說是一個僭主。當然這事康熙皇帝也有責任，宮廷紛紛的故事我們就不詳細講了。
順康年間滿洲聯盟雖然有皇帝，皇帝也拿了很多easy money，但是封建聯盟的舊制還沒有完全消滅，蒙古人和滿洲人的酋長貴族還有很大的發言權。尤其是，滿洲人的精華還沒有完全流到殖民地去消耗殆盡。這個時期的內亞酋長還比較有國際眼光。例如，奪嫡案——就是各位親王爭皇位、爭繼承人位置的案件當中，有好幾個親王的密碼是用羅馬字拼寫的，因為他們的顧問當中包括耶穌會的傳教士。康熙皇帝本人也是一個業餘數學家和業餘鋼琴家。雖然他自以為很高明，但是照歐洲標準其實只有小學生的水平，但是這已經很不錯了。他是有能耐跟萊布尼茨通信的人。滿洲人和內亞人的酋長比較熱衷歐洲文化，就像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比較熱衷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先進醫學和天文學一樣。後來雍正乾隆以後的滿洲皇帝，按照通俗說法就是漢化了。漢化的意思就是東亞化，也就是退化了。就像是娶了波斯女人和印度女人的英國后裔就變成印度人一樣，以後他們也就沾染了士大夫階級的偏見，變成東亞的井底之蛙，以後他們就只會信佛教或者道教，也不會再跟傳教士有什麼關係，也不會再用羅馬字的密碼學了。
雍正皇帝本身在奪嫡鬥爭中勝出，他時刻感到他自己不合法，因為老皇帝廢了太子以後在選定繼承人的過程中間改了幾次主意，最後能不能夠選到雍正頭上是不好說的，雍正時刻沒有安全感，所以他需要消滅傳統貴族的權力。他像忽必烈一樣，感覺到傳統貴族很可能會支持其他的王子來反對他，所以他只有把自己變成一個明國皇帝一樣的專制君主才能夠安全。所以，「八固山合議」——就是相當于蒙古人的忽里勒台貴族會議、相當于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那種貴族會議的最後殘余，在雍正一朝被廢掉了。而也正是雍正皇帝，把順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召來而且予以重用的耶穌會會士和天主教傳統統統趕了出去。禁教這件事情是雍正皇帝做的，對滿洲帝國的打擊是非常致命的。別的不說，康熙一朝滿洲帝國造的大炮當中，有超過一半就是由南懷仁督造的。康熙皇帝的《皇輿全覽圖》也是由耶穌會會士用歐洲的先進技術畫出來的。大家都知道的天文學那一套，我們現在所謂的國粹農曆，當然也是耶穌會會士搞出來的。
楊光先和穆斯林瘋狂地抗議，因為他們把原有的蒙古帝國引入的回回曆給廢掉了。但是竞爭是在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間進行的，儒家和東亞的那些人根本就沒有發言的資格，就好像是印度的統治權是英國人和蒙古穆斯林之間進行鬥爭、而孟加拉國的土族居民是永遠插不上話一樣。你不要以為蒙兀兒帝國是本土的。英國人是打倒了蒙兀兒帝國，但是蒙兀兒帝國和他們用的波斯人、烏茲別克人、布哈拉人其實還不是內亞的穆斯林麼？從印度人的角度講，只是一撥蠻族換了另一撥蠻族。滿洲帝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康熙順治在歷史上的作用就是用西洋天文學和西洋的新技術來取代了蒙古人引進的穆斯林的舊技術。但是即使穆斯林的舊技術，相對于明國那些編戶齊民和可憐的儒家學者來說的話也已經是足夠高檔，高檔到他們連插話的資格都沒有了，他們甚至根本沒有資格去反對湯若望和南懷仁。穆斯林的天文學家拿著回回曆還可以反對一下，這些儒家連反對的資格都還沒有。
當然，這一切隨著雍正皇帝而改變了。其他幾位阿哥像他們的老皇爺康熙一樣，用的是天主教士給他們當顧問；雍正皇帝呢，可憐巴巴的，用了一個佛教的和尚。他事事都學明成祖，連搞陰謀活動都是這樣的。像明成祖有個姚廣孝一樣，他身邊也有類似的喇嘛教和佛教的和尚替他出力。所以他勝利了以後恨屋及烏，把天主教士和耶穌會的科學家統統趕了出去；而且嚴禁在內地傳教，所有的清國籍的天主教士都要處死。他消滅貴族會議，消滅封建領主，消滅天主教會，強行推行滿洲的東亞化，是因為只有漢化和東亞化以後他才能夠罩得住。如果那些萬惡的內亞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勢力繼續像以前在順治康熙兩朝一樣活動，那麼他的皇位還是不穩的。
沒有這些土司和領主以後你靠誰呢？你只能依靠林則徐和葉名琛這樣的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是什麼呢？是東亞和東南亞殖民地的井底之蛙，他們沒有見過世面。不像以前的蒙古領主和滿洲領主一樣，他們就算是沒有見過耶穌會士，至少穆斯林天文學家和敘利亞東方教派的教徒這些人當中的名醫和天文學家他們是見過的。而林則徐和葉名琛認識誰呢？誰也不認識，他們除了四書五經以外什麼也不懂的。這樣搞下去的結果就是後來英國人曾經發現過的怪事：像琦善、耆英、伊里布這樣的滿洲大臣還比較好說話，而林則徐和葉名琛這樣的士大夫真是無理可喻，他們堅持說我大清就是天朝上國，而滿洲貴族還記得他們跟穆斯林酋長和俄羅斯人打交道的時候是不講天朝上國什麼的。所以，琦善這些人在貴國的歷史書上被寫成投降派，而林則徐這些人被寫成反帝英雄，這都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康熙皇帝在位的時候，他手下的那些士大夫也是不高興他跟俄國人和穆斯林打交道的，但是康熙皇帝根本不鳥他們。他是依靠他的滿洲蒙古武士、依靠他的耶穌會士來辦事的，你們這些士大夫和你們的順民算個屁，就像是孟加拉國人的順民在英印帝國中算個屁一樣。英國人只要管好了歐洲人還有廓爾喀人這些蠻族，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康熙皇帝跟俄國人簽署《尼布楚條約》根本不講什麼天朝上國，一切辦得順順利利的，跟內亞酋長打交道的時候、跟蒙古人打交道的時候也是這樣，他可以不管士大夫。但是，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就不能夠什麼事情都讓伊里布、琦善他們去辦。可以說，如果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身邊只有伊里布和琦善的話，那麼對英國的交涉可以按照以前對俄國交涉的方式進行，大清帝國不至于這麼樣很狼狽不堪；但是因為士大夫階級在自己的朝廷中的地位看漲，有了林則徐、葉名琛這一幫頑固不化的士大夫，所以皇帝就不能像以前那樣自由了。
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雍正以後的皇帝像我們通俗所說的那樣漢化了、東亞化了，所以他不能像以前作為一個純粹的殖民主義者那樣自由決策。這件事的關鍵當然是在于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把事情搞砸了以後，乾隆皇帝一度企圖開倒車，企圖恢復滿洲舊俗，企圖恢復弓馬習慣，企圖恢復滿語，還企圖將贛越和南粵各地的宗族加以滿化，把這些宗族的長老通過普通法學家非常熟悉的那種法律擬制的手段，我硬是要把你假設成為日耳曼習慣法體系裡的封建領主，儘管你實際上只是一個普通的地主和資本家，我把你搞的經濟交易說成是封建意義上的效忠關係，搞一個法律虛擬。乾隆皇帝就很想這樣搞，把這些儒家的宗族長老說成是滿洲和蒙古的部落酋長，通過這些虛擬的部落酋長去管理他自己的部民。這樣的好處就是，比起編戶齊民來說，可以省很多公務員。
但是這一招已經不管用了，關鍵就在于滿洲人自身已經被雍正皇帝搞壞了。普通法搞這些法律擬制能夠成功，關鍵當然還是英國人自身沒有墮落。英國人自身沒有墮落，是因為埃德蒙．伯克能夠搞掉死以黑斯廷斯為代表的那些印度化的英國腐敗分子，保存了英國普通法和蠻族法的元氣。也就是說，英國人把自己的忽必烈和雍正皇帝給搞死了，所以普通法才能夠通過法律擬制的方式吸收沙里亞法，吸收儒家習慣法、穆斯林習慣法、印第安習慣法，吸收羅馬法和全世界的成文法，繼續壯大自己。而經過雍正皇帝折騰以後，滿洲人自己都要搞士大夫化，出了很多滿洲出身的舉人和狀元，這一下不得了，這就注定了乾隆皇帝搞的再滿洲化只能失敗了。
乾隆皇帝企圖搞成滿洲酋長和蒙古酋長的那些南粵和贛越的宗族長老，最後沒有滿洲化成功。而他自己滿洲老家的那些酋長都變得靠不住了，出了很多自願要當科舉文人的舉人，攔都攔不住。而他想要派回滿洲墾荒的那些京旗，拿著朝廷給的錢，跑回到黑龍江和吉林以後，把種子賣光以後又跑回到京城裡面來看戲了，覺得一天到晚看戲的生活愜意得很。乾隆皇帝氣得要死，但是沒有辦法。乾隆皇帝死了以後，後來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連這個想法都消失了。最後他們受的皇家教育連原有的滿洲傳統教育都消失了，以至於在道光和咸豐年間他們已經離不開林則徐和葉名琛這些儒家士大夫了。因此不可避免的，原有的滿洲殖民者喪失了殖民者必需的德性，必須讓位給新的英國殖民者、法國殖民者和歐洲殖民者了。這就是滿洲殖民者消亡的軌跡，這個軌跡的關鍵就在于雍正一朝。
雍正皇帝之所以做這件事情，跟他的不合法性有很大的關系。比較合法的皇帝有安全感，他會覺得滿洲的部落傳統和封建習慣法對他沒有壞處。像乾隆皇帝雖然是雍正皇帝的兒子，其實漢學的造詣比雍正皇帝高，但是他對滿洲習慣法反而比雍正皇帝更親，為什麼呢？因為他是雍正皇帝唯一合適繼位的兒子。雍正皇帝雖然搞了一套戲劇性的秘密制定繼承人的儀式，其實全都是沒有用的。早在雍正皇帝死以前，大家都知道皇位肯定是乾隆皇帝的，因為沒有別的男孩子更合適。他就不用像雍正皇帝那樣為了得到皇位而各種勾心鬥角。所以，乾隆皇帝有安全感，雍正皇帝沒有安全感。乾隆皇帝有封建皇帝的合法性和自信心，雍正皇帝則有一個僭主和篡位者的不自信。不自信的結果就是，他瘋狂地破壞滿洲的習慣法，盡可能地使滿洲人腐化墮落，以至于乾隆皇帝想要開倒車都扭不回來。乾隆皇帝可以說是一個 "Make Manchuria Great Again" 的推行者，但是他壯志未酬。所以滿洲人就變成我們認識的這個樣子了，坐在北京城裡面當政協委員，扶也扶不起來。這一切的關鍵就在于雍正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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