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我的奶奶離開了,91歲,還有幾個禮拜就生日。身體本身就有很多問題,包括心臟和肺,從入院到離開只花了一天。
消息是從電話傳來的,隔著幾千公里。父親在電話對著那頭指點葬禮該怎麼辦怎麼辦,我只聽見電話的雜音,像海潮一樣沙沙作響。我沒有哭。甚至沒有實感。一種巨大的、冰冷的不在場感籠罩著我。
奶奶在我出生時,特地從澳洲飛來看我。那是我生命最早的、被記錄下來的歡迎。而如今在她生命最末的送別時,我卻被釘在原地,動彈不得,因爲我們永遠湊不齊機票錢。
葬禮在遠方舉行,家族裡那些在外國的親戚大概都會在場吧。他們會聚在一起,完成一套我無法參與的儀式。然後奶奶的一生,就會在他們共同的記憶裏,被蓋上一個正式的印章,從人生畢業。
而我們聽著電話完成一場缺席的演習,我們彷彿是家族故事裏被允許存在,卻不允許參與重要章節的龍套。我感到憤怒,不是對死亡,而是對距離和貧窮。它們又一次贏了,輕而易舉地剝奪了我們在場的權利,剝奪了我們用淚水和在場來證明我們也是一份子的資格。
這種感覺很熟悉,就像小時候爲了付房租而被賣掉的NDS,快樂和告別一樣,總是可以被輕易奪走,而我沒資格說不。父親的姐妹都在國外過得很好很幸福,我出生前爺爺去世了,父母沒錢去,現在奶奶走了,還是沒錢去。
我經常會想如果當初父親跟著去澳洲,是不是一切都會不一樣。他不會認識我媽,可能會過上更好的生活,組建另一個家庭,生下取代我的另一個孩子,他可能不會像我現在這樣,每天醒來都覺得活著是種刑罰,不會經常被會員制對待。
如果真的能重選,我希望我沒有游贏其他蝌蚪,希望從來沒有被生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