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讀小學時都有選過班長。班長的職責和權力是由下而上所賦予，而不是由校長由上而下指派的。
但有一些國家他們對學校管理的方式，是以上而下指派少先隊(少年先鋒隊)的方式進行班級管理，再更極端一點只有一個掌旗官對校長負責的方式統領全校學生。
左：各班小班長
右：一人掌旗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就是「官僚統治」
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就是「自發秩序」
民主是小圈圈共治的結果
我們很常聽到一種說法：民主太亂，效率低下，什麼意見都有，隊伍帶不動。
但現實是倒過來的。
在中文圈各位都有聽過「因材施教」，用現代教育的講法就是「小班制」。比如說5個學生中間出一個數學小老師，或是5個學生中間出一個英文小老師，去幫助其餘4個成績不好的同學。這就是推廣小班制的意義所在。
那如果我們反過來，用大班制的做法，30個或60個同學，一律讀統一教材，配合教育部趕進度，程度好的人整天睡覺，程度差的人聽不懂也只能整天睡覺。這，就是效率低下，無法做到「因材施教」。
所以我們會發現「因材施教」是一種「精耕細作」「客製化」的概念，針對不同客群提供他需要的服務。但是如果在大班制的狀態下，就不容易針對每一個不同程度的同學進行補強，教育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那回到管理層面，也許有人會說「因材施教立意良善，但是5個學生中間出一個管理幹部成本太高了，像工廠一樣只要1個管理幹部統治100個流水線員工不是比較省成本嗎」。但是這個角度忽略了一點：我們這裡講的「自發秩序」，並不是由上而下去發派管理幹部，而是由下而上去領導統馭。
比如說，4個學生他們的成績只有15分，而他的鄰座或同鄉，最高也只能找到60分來當小老師。但是喜歡某種「聖賢統治」「選賢與能」的人，他們看不起鄉長村長這種60分，堅持要找1個100分的人來當老師。是的，你們的確找到了100分的聖賢，但是這個100分的大老師，同時要處理100個成績差的學生，你這4個15分就乖乖排隊慢慢等吧。這就是上面說的「官僚統治」。
這種「100分聖賢」的統治下，你不僅得不到60分的小老師服務，甚至比你原有的15分更倒退。比如說，我這個15分的村民因為生產不順，想弄個齒輪或是某個機關來減輕勞力，然後各村村長們一起來集資搞一搞，再上交議會跟貴族老爺討個預算，弄出個風車或是龍骨水車之類的東西。
但是在獨裁社會中，城管或是官派縣長們以維穩為第一要務，那自然會「100分聖賢都想不到的事，你15分的人怎麼可能想到」「你們這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想要造反啊？」使得底下人民的積極性跟參與熱情降低。除非外部秩序輸入，或是某個宰相大學士突然想到發明出來，由上而下公發器材之前，你都沒有風車或龍骨水車可用。
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
秦制對自發秩序的打壓
常常跟朋友聊到「中國人的皇帝夢」這問題。以前答案會認為「是清朝帶歪了中國」，只是這問題就又回到「煤山之後無中國」還是「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討論。
影響中國社會2000年的秦制，是一種「高效率」「彎道超車」的長期動員戒嚴體制，一定程度限制了自發秩序生長。長期的戒嚴體制讓百姓的活力跟積極性降低，也缺乏除了政治以外創造財富的可能。(短多長空，*註1)
(像元朝就是徹底放養漢人南人，對儒家經學又沒興趣，使得只會考試當官的讀書人對現狀不滿，才幫助各路軍閥奪回自己的科舉向上管道，不過明朝統治讓少數讀書人爽到，多數人根本考不上，失去元朝寬鬆環境的百姓更是全面性倒退)
一種說法是中國縣志有兩本，一本是給官方看的，一個是給自己看的(類似公司的外帳與內帳)，內薄就是記錄那些官大爺看到會殺頭的內容。
秦制統治並不是一開始就消滅所有自發秩序，比如漢朝世家大族其源頭就是六國遺民，一路到唐仁宗都高攀不起這些百年世家。哪怕就算唐朝改了氏族志排序，或是武則天啟用科舉新貴都沒用。
這讓我想起海耶克(自由市場)跟凱因斯(政府干預)。從漢朝魏晉以來的世家是自發秩序產生的結果，新興的關隴李唐只是從北魏時代發跡(西魏八柱國，李虎更早祖先是誰爭議很多)，族譜連世家零頭都趕不上。以政府公權力強行拉抬李姓，就像「民族救星」「世界偉人」一樣沒有意義。
(另外一個比較熟悉的例子就是「金馬獎」，這獎項原本政治意味濃厚，解嚴後官方退居幕後，民間人士接手耕耘，使得金馬獎在華人圈中的含金量跟公信力遠高於大陸金雞獎)
周朝讓功臣在各地封邦建國，這肯定是人為統治的結果。但為何封建是一個比較符合自發秩序的制度? 原因在於「鄧巴數」，也就是人一生內建立關係的上限。如上面說的「小班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可以快速反響，而不需要事事報告 鎬京/洛邑 周天子。
秦制的官派縣長，對土生土長的百姓來說是陌生的，而且因為怕縣官搞地方割據勢力，所以採流官制換來換去。這制度也沒有完全不好，也出了像蘇軾一樣的好官，但終究是吃運氣的辦法。決策的響應速度會影響統治品質。官派的做法可能只有靠近京畿一帶是完美的，隨著層層官僚跟路途遙遠，愈遠離中央統治品質愈差。
所以中文圈常使用「地方割據」稱呼那些不服天朝的小勢力，而正是「地方割據」才是合乎鄧巴數的治理方式。封建領主與農奴間的反響速度，絕對比皇帝與農奴之間的距離快。就像我家的馬桶或熱水器壞了，不必行文報告總統，而是只要找隔壁的工人來修一修就好。
(老子說「無為而治」「治大國若烹小鮮」並不是說什麼都不做，而是自發秩序會自然生長，人群與人群之間會自動產生平衡。也可以說是一種海耶克式的智慧吧)
秦制的官派制度極大削弱了自發秩序的生長，讓民眾失去了可以訓練自我管理的機會。也許漢唐時還不嚴重，但宋明清之後散沙化的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造成百姓認為「誰來統治都一樣」「只是換個新皇帝什麼都不變」，長久以來無法自己決定事情已經習慣了，只有天公降災時才會情緒爆發。而官員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彼此官官相護掩蓋實情，反正幾年後我就調官也不關我的事。這就是常說的費拉化。
而且改朝換代的大洪水時期，並不是都是一帆風順的和平轉移，到處都是像張獻忠一樣亂殺亂砍的瘋子。一個官派縣長可以直接離開轄區，土地本來就不是他的，為別人拼命幹嘛? 村民們長期缺乏治理經驗，當聽聞隔壁村被殺光光時，連能不能抵抗，該不該投降都決定不了，也因為人與人之間缺乏組織動員經驗，彼此沒有信任，很可能叫幾個年輕人拿武器，他們反而把村裡的東西搶光後跑不見人影。
來源。長期封建體制的西方沒多少農民起義的紀錄，在東方，農民起義是常態。差異在於自發秩序的不同。用比較個人一點的說法：是否具備自我管理能力，決定個人與群體命運。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群眾，需要一個包辦的大政府，也因此容易走向集權共產。
(吏治國家是無根游士為無根游士的利益設計的政體，適合無限權力並渴望散沙順民的內在需要。吏治國家靠流官進行統治，流官的真正任務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機共同體的凝結核。大一統帝國鎮定而審慎地削平了參天大樹和喬木，只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順民感到皇權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強大，也就感到了一絲苦澀的安慰。來源)
我會把封建與小班制放在一起比較，是突然想到：一個學校內究竟是100個班長好，還是1個大班長(掌旗官)好? 如果條件允許下放權力培養領導幹部，比起100個毫無組織能力的奴隸，100個有組織能力的戰力更強，更能積極有效動員，而不會像那些農民起義的故事多數都是在互相猜忌下自我毀滅，頭目死了就全部鳥獸散。
就像班長沒了，有副班長，副班長沒了，有風紀股長。團體內一直都有儲備幹部接替。不會因為某一個人消失了整個鳥獸散。類似山寨的第一第二第三把交椅本來就是內部競爭關係，當老大被勇者打倒時，第二第三就會吸收掉鳥獸散老大的部下。直到領導儲備用光，那也撐得夠久了。
隔壁領主的統治再爛，也不能去搶別人的土地，壞規距會招致眾怒。哪怕是我封地下面挖到時光機或是飛空艇，你皇帝也不能直接搶。這也是西方私有財產制的源頭之一。
這也是為什麼當漢族政權崩潰時，少數民族不會被捲進改朝換代的大洪水時期。因為他們一直不受官派縣長統治，而是朝廷冊封的土司(合法的地方割據)，所以不會有官派縣長不見了就群龍無首的問題。
一般我們說花木蘭，秦良玉是「巾幗不讓鬚眉」，但花木蘭很有可能是北魏鮮卑人，而秦良玉是明朝土司(非中央官派)，他的故鄉直到今天都還是少數民族自治區。完全是被後世移花接木發明成民族英雄。圖中的冼英更非漢人。
孫中山倡導的訓政時期
以前在讀到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時期，給出的解釋是「中國人不適應西方憲政，需要訓練後才懂得成為國家公民」。當然這在自由派的人眼中，所謂的「公民訓練」時間可以遙遙無期，成為一黨長期執政的理由。
但後來我思考很久，這種先鋒隊式的菁英教育平民的做法，不就像聖賢引領百姓的做法嗎? 正所謂聖人出黃河清，只要聖賢/哲學家皇帝出山，一切都會好起來。那為什麼西方不用靠聖賢? 不靠聖賢怎麼搞訓政? 怎麼訓練公民?
西方各階級對統治的想法
教士
你覺得識字的教士他們對政治有什麼看法? 神完全主宰萬物，政治只是神主宰的其中一環，哪來什麼明君? 今天我們說天主教又絕罰哪個領主，又破門哪個皇帝了，在我們現在來看是政治，在當時那就是宗教啊。今天我們看到西方推舉什麼強人，或是什麼主義來統治國家，那都是人文主義開始之後的事了，比如馬基維里，亞當斯密，或是盧梭伏爾泰對宗教的批判，才漸漸發展出「成敗皆因人為」的看法。
(雖然政教分離是從西發利亞體系開始，但我認為直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文主義興起才真正將宗教排除政治外)
吟遊詩人等
這種人可能是沒落貴族逼於生計出來賣藝的(類似元好問或馬致遠考不上功名潛心文學)，那要說吟遊詩人會不會鼓吹什麼聖賢統治? 不會，因為他當過貴族的關係，所以對政治是人情事故相當瞭解。罵領主可不可以? 可以，但沒有像小丑一樣的特權最好背地偷偷罵，那時街上沒有監視器，領主不能拿你怎樣。而且當時最重的罪是褻瀆神明，連平頭百姓都會拿石頭丟你的程度，罵一罵領主什麼的還好啦。
大臣
西方宮務大臣等內閣官員跟東方不同。西方的臣子有自己的產業或是工作，是兼職來替國王上班，上完班了可能回去繼承領土，或是回修道院繼續鑽研神學。(就像今天很多政務官其實是從產官學借人，時間到了就回去自己的崗位，沒有人是做到死的)
而東方科舉進士不是當到死，告老還鄉，就是貶官或流放。中國史書對官員的記載很少記到罷官或平民後的紀錄，可能繼承世家產業去經商? 或是退休金還養不活一家人? 不論如何，東方是職業官僚，做官就是他們的職業，伴君如伴虎。而西方官員是很散裝的草台班子，一直要到法國中央集權官僚化的階段才能跟中國的官僚形象對接。
領主
他們自己就是統治者了，有什麼吹捧聖賢統治的需要? 而且中世紀一開始這些蠻族們是不識字的，是後來幾代後慢慢搞懂遊戲規則。國王跟伯爵侯爵是上下關係，但是除非可以聯姻或給特權，否則不需要刻意討好國王陛下(沒好處)。而且國王與領主是依賴共同出兵這種傳統蠻族的習慣維持關係，比起期待一個「沒事不打仗，沒事別動不動加稅的明君/國王」，他們比較花心思在自己的領土治理，跟家族繼承上。
東方官僚制vs西方封建制
綜合上面提到的重點，鄧巴數，反響速度，以及地方自然生長的自發秩序，跟這一切相對的，就是官僚制。
舉例來說，你認為政治系適合從政，還是社會大學適合從政? 就東方「學而優則仕」的角度，當然選擇是政治系->官派縣長這種由上而下的做法。所以像「太子爭寵站錯隊」「得罪皇帝流放邊疆」在西方封建是沒有的。
但西方沒有「學而優則仕」的概念，他們的統治概念是跟習慣法/繼承權/土地所有權是綁定的，不會有官派縣長這種土地跟自身利益分離的問題，是真正的「有土斯有財」。也沒有什麼聖賢就該統治的概念(真正的聖賢是放在宗教那邊)，也不會有像東方皇像一個命令就能罷官剝奪權力。
(領主跟國王是上下關係，但不是官派縣長的那種官僚式的上下。西方封建內閣官員比起東方的上下關係，更像雇傭關係。封建領土除非特殊原因，否則只有絕嗣土地才會重新劃分。直到拿破崙民族主義興起後陸續被勸退或是轉型成現代官僚)
西方封建長期將所有權與統治綁定，權責對等
而東方官僚將所有權與統治分離，權責不對等
一開始蠻族透過戰功獲得領土是人為的結果，但封建開啟了自我權力的概念，以及為了自身利益服務所累積的地方統治經驗。比東方官僚的流官制，或是因一道聖旨被貶官的穩定度更高，更有效累積地方的自發秩序。
像我們都看過節目上那種百年老店，達人手藝，我這店幾百年前就在替天皇服務了。因為他們有一個很穩定的私有財產保障制度，不必擔心成果搶走，讓工匠們有動力去把一門手藝訓練到極致，文明也是這樣發展起來。(西方商業自治都市行會聯盟這類的也是同個道理)
如果中國的歷史是1個100分皇帝+50個70分的官僚集團，那歐洲的歷史就是500個打仗平庸，情人私生子一堆，信仰不虔誠又偷偷跟猶太人借錢，一輩子待在領土上碌碌無為的60分世襲領主所譜寫的歷史。所以西方封建長期沒有期待有一個100分的劉秀，諸葛亮，劉晏，范仲淹出來拯救蒼生的想法。直到封建結束民族官僚國家崛起，西方才逐漸出現強人政治。
民主不是一張畫好的藍圖，是自發秩序的結果
亞洲許多知識份子都是被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諸多思想帶歪，以為民主是一張畫好的藍圖，我們朝藍圖的目標前進，就能達到終點。這也是孫中山想搞訓政的原因。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秦制後中國長期缺乏自治傳統，想要走民主，需要很長的自發秩序建構期。孫中山想以官僚集團或先鋒隊的方式人為搞出自發秩序，在廣州招攬五湖四海志士北伐，即便統一全國，也會因為各種問題不得不收攏地方權力再重回秦制那套由上而下的治理方式。
孫中山反對陳烔明的聯省自治，恰好才是推動民主的真正答案。真正的民主是先出現一批非官派的貴族或仕紳進行自治管理，累積傳統跟信用。然後類似涓滴理論繼續下滲到新興中產或勞工階級，訓練更多小班長小老師。而不是用先鋒隊取代自發秩序。民初也確實出現不少商人或是企業家開始城市自治的實驗(只是課本不會教這些人)。妄想通過公權力強行走捷徑彎道超車，像李唐編篡氏族志一樣沒用，甚至更糟。
這也是為什麼對岸必須靠各種優惠統戰少數民族，因為這些少數民族自明清以來一直是堅持自己風俗信仰的土司，組織度跟獨立性很強，你不攏絡他遲早會鬧(也可以說每個中國朝代都不得不採取相同手段維穩)。而沒有獨立性(自發秩序)的漢族自然什麼優惠都享受不到。
孫中山描述的「大公無私」與「天下為公」的理想願景，恰恰與民主相反。最早的民主還有財產限制，也就是眾人必須允許私有財產制。正因為人人都有追逐利益的私心，所以需要一套博奕機制讓各方玩家都能公平的參與競爭，旱災時你多拿，風災時別人拿。喊著無私無私是不能解決這些具體問題的。
(不沾鍋比較適合當虛位元首，不適合當首相或三軍統帥)
西方各國彼此的不同
中文圈常常很隨便地將「西方」當作一個整體。是很有問題的。
比如我朋友就認為俾斯麥與威廉一世，很像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民初知識份子崇尚法國跟德國，正是因為當時的德法是官僚系統發達的民族國家，而且德國剛完成國家統一，又是二次工業革命的後發強國，十分契合中國人追求陸權國家，彎道超車的的需要。對英美以小政府，民營主體的自由市場經濟不感興趣。你也找不太到英美契合中國式人物的想像，比如華盛頓或辛辛納圖交出兵權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哪怕是凱撒都禁不起誘惑橫渡盧比孔河。
中文圈教科書十分強調孟德斯鳩，洛克，盧梭，漢彌爾頓，或是某個偉人發明了這套「民主」「法治」的觀念。其實是深受法國大革命敘事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法國是歐洲最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國家(同時期的德國還沒有統一，英國早就限制王權，哈布斯堡是血統封建統治)，所以中國傳統自然對法國大革命那套打倒皇權教權，知識份子菁英統治有種熟悉感。而事實是真正的民主總是在限制與制衡中誕生的，比如英國的貴族共治或是美國的各州自治，都已經是不需要皇帝跟官僚統治的狀態。是在這個基礎上，用法律固定成為體制。
真正的景像是先有社會基礎，才有法律制定。而中文圈教科書則寫成：先有知識份子頭腦一拍地「想到」，然後「覺醒」告別舊社會，一切從頭開始打造新秩序。這給之後東亞造成無數災難。
劉仲敬並不提倡「獨立的個體」，也不提倡「國家興亡」式的大團體。他傾向的是像故事描寫的「家人間的親情」「一同冒險的伙伴」不多也不少。人與人的羈絆不是強行硬湊的，是自發生長出來的。搭建「環境」比「覺醒」更重要。
而且中文圈因為哲學跟科學的原因，強調西方「理性」的一面。但社會的建構是基於血緣親情以及長期的鄉里經營，是基於生活上的熟悉感與信任。比如說，老婆摔掉了老公的模型，之後老婆道歉等價賠償老公，老公會原諒嗎? 摔模型這件事已經影響了彼此的信任，無法用理性的方式去補救，包括購買模型本身也是情感推動消費。這就是所謂的情感是動力來源。
有一些國家明明投票率很低，但政治確相當穩定?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他們在社區或是鄉村坐談會就把問題處理掉了? 有人說民主不是只有投票，沒錯。那你不投票時在幹什麼? 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還是跟村里溝通一下馬上就反應上去? 我們平常生活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討論統啊獨的，但是連生活中的瑣碎問題都處理不好，那你這個民主當然是有問題的，才會被一群煽風點火的政客鑽了空子。
很多人拿歐盟那種「民主」「不斷開會浪費時間」的效率低下，跟俄羅斯或某東大官僚的理性決斷，高效統治相比。但我認為，歐盟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是左派長期執政下社會解體，導致了小老師(小共同體)消失導致的原子散沙化，才是歐盟現在效率低下的原因。
西方民主源於羅馬?
也許有人會說西方民主源於希臘羅馬，我不這麼認為。因為羅馬帝國最終的模樣並不是封建制而是總督制，羅馬總督是一種弱的羈靡統治。自五賢帝之後，羅馬中央對各路軍閥總督愈來愈叫不動。最後整個被蠻族取代掉。而蠻族統治下的歐洲是王權，教權，薩利克法等各路傳統拼搏的場域，羅馬法等法治觀念是跟隨著神學發展一併推廣出去的，是有推動民主的輔助作用，但推動民主的主要力量還是地方領主的長期統治。簡單說就是西方封建千年就是在對貴族實施訓政，讓各地自發生長秩序。
所以每當你翻到那些「羅馬帝國是歐洲歷史最好的時代」「統一且強大，榮耀的羅馬」之類的西方大一統患者，多半也是個法革式人文主義者，強調菁英官僚統治帶領全民走向一個既定的未來(類似柏拉圖的烏托邦，哲學家皇帝)，對封建教權之類的多採負面看法。
官僚智慧與自發秩序是分開的
劉仲敬在談高層政治時談的是理性，但在談基層自發秩序時談的是情感。而情感建構的基層秩序的穩固，才有高層政治用理性籌碼交換利益的可能。基層的秩序被理性瓦解掉，人人都是外交官，人人都是陰謀家，大家都是聰明人，但只有少數聰明人有特權會先一步離開，其它聰明的讀書人連一個小小城管都打不過，全部在疫情期間鎖在樓上出不來。
很多人總想像西方國家充滿一種國際格局，全球視野，或是哲學家大文豪什麼的。但一到國外後發現，其實外國遍地都是鄉巴佬紅脖子井底之蛙，還不如過去台灣教育強調的「國際觀」「具備國際移動能力」。而事實是只強調國全球化國際人才的做法，侵害了正常的地方自治，聊中美大局的書生，連門口水溝的堵塞都解決不了。類似科舉考試去京師當官，政治資源全圍繞在怎麼打西夏對遼金用兵，所有地方真實的問題全被忽略。
這可能也暗合老子說的：「老死不相往來。」因為國際戰略這套東西取代不了地方民眾眼前的問題。並不是說不要國際戰略了，而是它佔政治的比重過高了，也不可能10萬100萬人塞滿外交談判桌。外交官跟大法官是個很窄，幾乎脫離日常瑣事的窄門，國家不缺這種菁英官僚，但民眾一股腦的硬要擠這窄道造成人才的重覆和浪費。
當年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時，蔣介石用奸巧手段對付軍閥，但是共產黨在背後抄了國民黨地主老家，導致寧漢分裂不得不清黨。就像曹操在前面用奸巧跟軍閥打仗時，你後面董承搞衣帶詔就抄你全家。
當今美國是以「內元老院外帝國」的模式統治世界。內部，美國各州與參眾議院必須節制聯邦政府，是由下而上的關係。外部，美國總統對台日韓或北約各國是強勢的上下關係。有時總統比較強勢，會拉著美國人一起加入對外戰爭，有時美國內部比較強勢，會拉著總統跟美軍退回孤立主義。
官僚智慧是面對共同體外部博奕時的陰險狡猾手段，比如降底一點美國關稅，讓美國農夫受損，這不關我的事，我只要讓自己人受益就好。但這種手段用在共同體內部，最終就是「人與人鬥其樂無窮」，所有的自發秩序都會形成底層互害，社會面臨崩解，即霍布斯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外交是高智商的博奕遊戲，一般民眾無法在生活中理解這麼細緻的操作。
自發秩序並不完美
我在之前文章有提過官僚禁止人祭河神，打破地方迷信的故事。以現代角度來說，人文主義打破這些騙人的胡編亂造是好事。但你也可以聽一聽劉仲敬曾經講過一例子：古代黃河河套一帶，遊牧民族在此定期放牧，保持自然環境平衡。是漢人跑來濫墾濫伐後，水土流失導致下游氾濫，直到漢人退出後才又恢復回來。
古代人沒有現代的環保或地力，環境承載力的科學概念，只能靠祭祀或某種神秘傳授那些古代的智慧。我也不會說河伯娶婦是多麼了不起的做法，現在西方也有很多法律無法禁止的邪教造成社會混亂。自發秩序並不都能導引到良好的結果，可能還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才能穩定長久。
像我最近想到一點：中國很早就發明了紙，比西方的羊皮紙或埃及的莎草紙實用太多，直到12世紀紙才傳到歐洲。
我們排除歐洲晚近爆發的文藝復興或科學革命，為什麼同樣使用羊皮紙或阿拉伯紙的西方人，他們在中世紀錄紀錄豐富度遠遠超過發明紙張的中國? (連日本也有類似的情形) 除了官家寫的高雅詩詞，或是虔誠信仰的教士騎士神話，連當年鎧甲或糧食的交易金額都有明確的紀錄。
當時東西方的識字率都很低，中國也不是沒有民間紀錄，但最大宗永遠都是後朝代前朝寫的官方史書，連永樂大典或是四庫全書這種近代書籍直到今天都湊不齊。你覺得這樣的原因是什麼?
中小企業算不算小共同體
按照上面「儲備幹部愈多愈好」的思維，比起少數大老闆，當然是眾多小老闆對自發秩序的增長較有利。但政治裡的自發秩序是以社區經營管理而言。能不能將公司小老闆的經驗帶到社區，可能還是要進一步觀察。
經濟
東大過於熱衷拉抬就業率，忽略產能過剩的問題。比如，我一天只吃一根冰棒，你東大為了撐起就業率，一天造十根冰棒，還全世界傾銷，誰吃得完? 東大的經濟觀不看供需，只看自身利益。我十根冰棒賣不完，還用關稅擋我，那肯定不是我的錯，一定是balabala的錯，我要教育市場！
我聽了之後想：哦，確實自由市場經濟這套對他們聽不懂，再一想，哦，他們對生產並不只是單純的買賣關係，還是帶目的性的政治任務，這種想法的確很難產生自發秩序。
宗教
宗教本質上也是自發秩序，外來在移植的過程與地方自治混合，比如我們都知道天主教混雜了當初不少羅馬原社會的習俗，像不列巔的亞瑟王傳奇，這都是當初在猶太行省傳教的耶穌完全不知道的東西。像中國式佛教，或是越南的高台教也是如此。
具華人特色的基督教家庭
(新教基本教義派那套「只讀聖經」傳教那絕對很難擴展，我不認為當初保羅跟彼得傳教完全都只靠耶穌口喻，肯定會摻雜一些他們的人生領悟跟世俗妥協去調整教義，就像釋迦牟尼死後的徒弟們也有各自的理解)
都是之前講過的東西
我發現之前寫過的信任，武德，德性，造法能力等等都可以跟自發秩序包在一起講。雖然強調內容略有不同，但彼此都是環環相扣。政治並不是一種理性工程，它是一種長期的情感跟習慣養成。就像中國的少數民族，並沒有什麼核大棒或是毀天滅地的武力，單憑鄉土的凝聚力一次次躲掉了大洪水，還在獨裁專制環境下獲得漢人都沒有的優厚待遇。是一種超越理性的智慧，也可以說是一種神秘的法則。
替代役
在還沒有替代役的年代，有一群堅持不持槍的基督徒(耶和華見證人)拒服兵役被抓去關，出來了又被抓去關，持續了好幾年，後來在各方考量下修法推出替代役，讓部份有特殊技能或特殊需求的人服傜役替代當兵。
也許有人說「只信教就能免當兵也爽了吧」國家早就料到你們的小心思了，要以宗教理由當替代役的門檻並不低，你必須信得夠虔誠，並且有大量宗教服務紀錄，才能被國家允許轉服宗教替代役。當然在這個編制不滿六成的年代，替代役人數勢必會不斷壓縮。
家庭
女上嫁，男下娶這個社會現象這裡就不解釋了。最近思考出一種比較圖像化的方式來解釋這點
女性需要比更強的男性來cover自己。我們這裡大概取1.5的倍的量就好。
但女性沒告訴男性的是，其實他的需要是這麼大一圈。
也許各位會說，那這位女性要求這麼多貪婪，那怎麼不一開始就去找這麼優秀的對象? 因為現實不是童話故事，自由市場下你就只能找到比你強1.5倍的男性，要跳上去找比你強10倍20倍的，只能用騙的，或是極低機率的中彩票才有可能。
也可以說，婚前女性原本以為只要1.5倍就夠。但在結婚生育後發現，如果永遠只有1.5倍，或者是男性在事業上的成長幅度沒有達預期，生活中處處捉襟見肘，不安情緒會以各種形式在婚姻中爆發出來。而且女性不會明說，或是他無法數據化他的不安情緒。
簡單說就是，女性需要從婚姻到下一代成家立業的一條龍服務。孩子發展得不好，母親不一定會罵孩子，但一定會天天怪丈夫不行。
以前會說結婚不是兩人的事，是一家族的事。但現在家族間住得很遠該怎麼辦? 只能靠社區相互cover的方式去維繫每一個家庭的婚姻。這也是之前講過的東西。
細節上怎麼做，我目前的程度沒辦法講得很清楚，劉仲敬這套教區治理論的東西也不一定完全都對。但我想要在現在環境下去追求穩定婚姻且保障願意生育的家庭，小家庭是真的不夠用的。
*註1：如果你是華人社會的成員，而你非要一個強大的大中華不可的話，從邏輯上來講，你是非要共產主義不可的。確實是只有共產主義的有力的組織機器和無情的剝奪政策才能夠集結到足夠的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軍事化國家…如果在冷戰的關鍵時刻，華人社會接受了類似國民黨那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路線，那麼他們早晚會發現，下一步，要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必須得走向共產主義，而且這個邏輯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是無懈可擊的。後來的發展也確實是這樣。越南國民黨也好，加里曼丹的革命聯盟也好，馬來西亞的老同盟會也好，最後它們的歸屬都是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殖民主義，兩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以說是在共產主義深度介入東亞和東南亞以後，你要麼就是跟著西方帝國主義走，要麼你就跟著共產國際走。想既反西方又反共，建立一種既自由民主又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夢想，是一個不考慮現實資源的夢想。
民主小清新可以說，我既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又要中國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和富裕的成果。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午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巨大的消耗是從哪兒來的？就是從四川、湖南和河南那些餓死的農民身上榨出來的。不從他們身上榨錢，這些軍隊不會有。能夠打敗希特勒那些強大的蘇聯軍隊從哪兒來的？就是從烏克蘭那些餓死的無數冤魂身上榨出來的。沙皇之所以打不了德國，就是因為他沒有力量從他的臣民中間榨出那筆錢來。而共產黨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它能夠榨得出這筆錢來。當然，榨出錢來這件事情是一個預支性的東西，它的社會在以後必然會付出慘重代價；但是至少在幾十年的短時期內，要搞軍事化，這是最有效的手段。這一點，共產黨是沒有說錯的。
出處
李光耀就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已經看透了中國人的沒落性質，所以他就不把中國人當作文明人來對待，它用從日本人那裡學來的那種抽鞭子的手段來對付他。如果你不用這套手段的話，很可能新加坡還是鬆鬆垮垮，還一塌糊塗呢。但是這種做法對於日耳曼人大概就沒有必要，因為他們比較有榮譽感，用孔子的說法來說，他們比較知恥，他不會說是像比較頑鈍無恥那種人，他們是吃硬的不吃軟的。中國人就不是這樣，因為他是沒落民族，跟希臘人印度人這些文明古國比較相似，你給他講孔子時代的禮義廉恥，這不頂用了，宋朝明朝都已經講了多少次了，最後都是無賴贏。比較老實的人，認真按照孔子的那種做法去，那你就做了文天祥，被人消滅掉了；而比較無賴那種人，慷慨激昂一通，然後自己就出去投降了。這種人繼承了世界。
出處
類似托克維爾說的：人民沒學到西方的知識，但統治者卻學到西方的知識。因此統治者可以運用他們西方知識的優勢，像工廠主管理工廠一樣，把全體臣民都像是工廠的裡面的工人一樣整整齊齊地管理起來。
但有一些國家他們對學校管理的方式，是以上而下指派少先隊(少年先鋒隊)的方式進行班級管理，再更極端一點只有一個掌旗官對校長負責的方式統領全校學生。
左：各班小班長
右：一人掌旗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由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就是「官僚統治」
由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就是「自發秩序」
民主是小圈圈共治的結果
我們很常聽到一種說法：民主太亂，效率低下，什麼意見都有，隊伍帶不動。
但現實是倒過來的。
在中文圈各位都有聽過「因材施教」，用現代教育的講法就是「小班制」。比如說5個學生中間出一個數學小老師，或是5個學生中間出一個英文小老師，去幫助其餘4個成績不好的同學。這就是推廣小班制的意義所在。
那如果我們反過來，用大班制的做法，30個或60個同學，一律讀統一教材，配合教育部趕進度，程度好的人整天睡覺，程度差的人聽不懂也只能整天睡覺。這，就是效率低下，無法做到「因材施教」。
所以我們會發現「因材施教」是一種「精耕細作」「客製化」的概念，針對不同客群提供他需要的服務。但是如果在大班制的狀態下，就不容易針對每一個不同程度的同學進行補強，教育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那回到管理層面，也許有人會說「因材施教立意良善，但是5個學生中間出一個管理幹部成本太高了，像工廠一樣只要1個管理幹部統治100個流水線員工不是比較省成本嗎」。但是這個角度忽略了一點：我們這裡講的「自發秩序」，並不是由上而下去發派管理幹部，而是由下而上去領導統馭。
比如說，4個學生他們的成績只有15分，而他的鄰座或同鄉，最高也只能找到60分來當小老師。但是喜歡某種「聖賢統治」「選賢與能」的人，他們看不起鄉長村長這種60分，堅持要找1個100分的人來當老師。是的，你們的確找到了100分的聖賢，但是這個100分的大老師，同時要處理100個成績差的學生，你這4個15分就乖乖排隊慢慢等吧。這就是上面說的「官僚統治」。
這種「100分聖賢」的統治下，你不僅得不到60分的小老師服務，甚至比你原有的15分更倒退。比如說，我這個15分的村民因為生產不順，想弄個齒輪或是某個機關來減輕勞力，然後各村村長們一起來集資搞一搞，再上交議會跟貴族老爺討個預算，弄出個風車或是龍骨水車之類的東西。
但是在獨裁社會中，城管或是官派縣長們以維穩為第一要務，那自然會「100分聖賢都想不到的事，你15分的人怎麼可能想到」「你們這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想要造反啊？」使得底下人民的積極性跟參與熱情降低。除非外部秩序輸入，或是某個宰相大學士突然想到發明出來，由上而下公發器材之前，你都沒有風車或龍骨水車可用。
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
秦制對自發秩序的打壓
常常跟朋友聊到「中國人的皇帝夢」這問題。以前答案會認為「是清朝帶歪了中國」，只是這問題就又回到「煤山之後無中國」還是「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討論。
影響中國社會2000年的秦制，是一種「高效率」「彎道超車」的長期動員戒嚴體制，一定程度限制了自發秩序生長。長期的戒嚴體制讓百姓的活力跟積極性降低，也缺乏除了政治以外創造財富的可能。(短多長空，*註1)
(像元朝就是徹底放養漢人南人，對儒家經學又沒興趣，使得只會考試當官的讀書人對現狀不滿，才幫助各路軍閥奪回自己的科舉向上管道，不過明朝統治讓少數讀書人爽到，多數人根本考不上，失去元朝寬鬆環境的百姓更是全面性倒退)
一種說法是中國縣志有兩本，一本是給官方看的，一個是給自己看的(類似公司的外帳與內帳)，內薄就是記錄那些官大爺看到會殺頭的內容。
秦制統治並不是一開始就消滅所有自發秩序，比如漢朝世家大族其源頭就是六國遺民，一路到唐仁宗都高攀不起這些百年世家。哪怕就算唐朝改了氏族志排序，或是武則天啟用科舉新貴都沒用。
這讓我想起海耶克(自由市場)跟凱因斯(政府干預)。從漢朝魏晉以來的世家是自發秩序產生的結果，新興的關隴李唐只是從北魏時代發跡(西魏八柱國，李虎更早祖先是誰爭議很多)，族譜連世家零頭都趕不上。以政府公權力強行拉抬李姓，就像「民族救星」「世界偉人」一樣沒有意義。
(另外一個比較熟悉的例子就是「金馬獎」，這獎項原本政治意味濃厚，解嚴後官方退居幕後，民間人士接手耕耘，使得金馬獎在華人圈中的含金量跟公信力遠高於大陸金雞獎)
周朝讓功臣在各地封邦建國，這肯定是人為統治的結果。但為何封建是一個比較符合自發秩序的制度? 原因在於「鄧巴數」，也就是人一生內建立關係的上限。如上面說的「小班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可以快速反響，而不需要事事報告 鎬京/洛邑 周天子。
秦制的官派縣長，對土生土長的百姓來說是陌生的，而且因為怕縣官搞地方割據勢力，所以採流官制換來換去。這制度也沒有完全不好，也出了像蘇軾一樣的好官，但終究是吃運氣的辦法。決策的響應速度會影響統治品質。官派的做法可能只有靠近京畿一帶是完美的，隨著層層官僚跟路途遙遠，愈遠離中央統治品質愈差。
所以中文圈常使用「地方割據」稱呼那些不服天朝的小勢力，而正是「地方割據」才是合乎鄧巴數的治理方式。封建領主與農奴間的反響速度，絕對比皇帝與農奴之間的距離快。就像我家的馬桶或熱水器壞了，不必行文報告總統，而是只要找隔壁的工人來修一修就好。
(老子說「無為而治」「治大國若烹小鮮」並不是說什麼都不做，而是自發秩序會自然生長，人群與人群之間會自動產生平衡。也可以說是一種海耶克式的智慧吧)
秦制的官派制度極大削弱了自發秩序的生長，讓民眾失去了可以訓練自我管理的機會。也許漢唐時還不嚴重，但宋明清之後散沙化的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造成百姓認為「誰來統治都一樣」「只是換個新皇帝什麼都不變」，長久以來無法自己決定事情已經習慣了，只有天公降災時才會情緒爆發。而官員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彼此官官相護掩蓋實情，反正幾年後我就調官也不關我的事。這就是常說的費拉化。
而且改朝換代的大洪水時期，並不是都是一帆風順的和平轉移，到處都是像張獻忠一樣亂殺亂砍的瘋子。一個官派縣長可以直接離開轄區，土地本來就不是他的，為別人拼命幹嘛? 村民們長期缺乏治理經驗，當聽聞隔壁村被殺光光時，連能不能抵抗，該不該投降都決定不了，也因為人與人之間缺乏組織動員經驗，彼此沒有信任，很可能叫幾個年輕人拿武器，他們反而把村裡的東西搶光後跑不見人影。
來源。長期封建體制的西方沒多少農民起義的紀錄，在東方，農民起義是常態。差異在於自發秩序的不同。用比較個人一點的說法：是否具備自我管理能力，決定個人與群體命運。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群眾，需要一個包辦的大政府，也因此容易走向集權共產。
(吏治國家是無根游士為無根游士的利益設計的政體，適合無限權力並渴望散沙順民的內在需要。吏治國家靠流官進行統治，流官的真正任務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機共同體的凝結核。大一統帝國鎮定而審慎地削平了參天大樹和喬木，只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順民感到皇權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強大，也就感到了一絲苦澀的安慰。來源)
我會把封建與小班制放在一起比較，是突然想到：一個學校內究竟是100個班長好，還是1個大班長(掌旗官)好? 如果條件允許下放權力培養領導幹部，比起100個毫無組織能力的奴隸，100個有組織能力的戰力更強，更能積極有效動員，而不會像那些農民起義的故事多數都是在互相猜忌下自我毀滅，頭目死了就全部鳥獸散。
就像班長沒了，有副班長，副班長沒了，有風紀股長。團體內一直都有儲備幹部接替。不會因為某一個人消失了整個鳥獸散。類似山寨的第一第二第三把交椅本來就是內部競爭關係，當老大被勇者打倒時，第二第三就會吸收掉鳥獸散老大的部下。直到領導儲備用光，那也撐得夠久了。
隔壁領主的統治再爛，也不能去搶別人的土地，壞規距會招致眾怒。哪怕是我封地下面挖到時光機或是飛空艇，你皇帝也不能直接搶。這也是西方私有財產制的源頭之一。
這也是為什麼當漢族政權崩潰時，少數民族不會被捲進改朝換代的大洪水時期。因為他們一直不受官派縣長統治，而是朝廷冊封的土司(合法的地方割據)，所以不會有官派縣長不見了就群龍無首的問題。
一般我們說花木蘭，秦良玉是「巾幗不讓鬚眉」，但花木蘭很有可能是北魏鮮卑人，而秦良玉是明朝土司(非中央官派)，他的故鄉直到今天都還是少數民族自治區。完全是被後世移花接木發明成民族英雄。圖中的冼英更非漢人。
孫中山倡導的訓政時期
以前在讀到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時期，給出的解釋是「中國人不適應西方憲政，需要訓練後才懂得成為國家公民」。當然這在自由派的人眼中，所謂的「公民訓練」時間可以遙遙無期，成為一黨長期執政的理由。
但後來我思考很久，這種先鋒隊式的菁英教育平民的做法，不就像聖賢引領百姓的做法嗎? 正所謂聖人出黃河清，只要聖賢/哲學家皇帝出山，一切都會好起來。那為什麼西方不用靠聖賢? 不靠聖賢怎麼搞訓政? 怎麼訓練公民?
西方各階級對統治的想法
教士
你覺得識字的教士他們對政治有什麼看法? 神完全主宰萬物，政治只是神主宰的其中一環，哪來什麼明君? 今天我們說天主教又絕罰哪個領主，又破門哪個皇帝了，在我們現在來看是政治，在當時那就是宗教啊。今天我們看到西方推舉什麼強人，或是什麼主義來統治國家，那都是人文主義開始之後的事了，比如馬基維里，亞當斯密，或是盧梭伏爾泰對宗教的批判，才漸漸發展出「成敗皆因人為」的看法。
(雖然政教分離是從西發利亞體系開始，但我認為直到法國大革命的人文主義興起才真正將宗教排除政治外)
吟遊詩人等
這種人可能是沒落貴族逼於生計出來賣藝的(類似元好問或馬致遠考不上功名潛心文學)，那要說吟遊詩人會不會鼓吹什麼聖賢統治? 不會，因為他當過貴族的關係，所以對政治是人情事故相當瞭解。罵領主可不可以? 可以，但沒有像小丑一樣的特權最好背地偷偷罵，那時街上沒有監視器，領主不能拿你怎樣。而且當時最重的罪是褻瀆神明，連平頭百姓都會拿石頭丟你的程度，罵一罵領主什麼的還好啦。
大臣
西方宮務大臣等內閣官員跟東方不同。西方的臣子有自己的產業或是工作，是兼職來替國王上班，上完班了可能回去繼承領土，或是回修道院繼續鑽研神學。(就像今天很多政務官其實是從產官學借人，時間到了就回去自己的崗位，沒有人是做到死的)
而東方科舉進士不是當到死，告老還鄉，就是貶官或流放。中國史書對官員的記載很少記到罷官或平民後的紀錄，可能繼承世家產業去經商? 或是退休金還養不活一家人? 不論如何，東方是職業官僚，做官就是他們的職業，伴君如伴虎。而西方官員是很散裝的草台班子，一直要到法國中央集權官僚化的階段才能跟中國的官僚形象對接。
領主
他們自己就是統治者了，有什麼吹捧聖賢統治的需要? 而且中世紀一開始這些蠻族們是不識字的，是後來幾代後慢慢搞懂遊戲規則。國王跟伯爵侯爵是上下關係，但是除非可以聯姻或給特權，否則不需要刻意討好國王陛下(沒好處)。而且國王與領主是依賴共同出兵這種傳統蠻族的習慣維持關係，比起期待一個「沒事不打仗，沒事別動不動加稅的明君/國王」，他們比較花心思在自己的領土治理，跟家族繼承上。
東方官僚制vs西方封建制
綜合上面提到的重點，鄧巴數，反響速度，以及地方自然生長的自發秩序，跟這一切相對的，就是官僚制。
舉例來說，你認為政治系適合從政，還是社會大學適合從政? 就東方「學而優則仕」的角度，當然選擇是政治系->官派縣長這種由上而下的做法。所以像「太子爭寵站錯隊」「得罪皇帝流放邊疆」在西方封建是沒有的。
但西方沒有「學而優則仕」的概念，他們的統治概念是跟習慣法/繼承權/土地所有權是綁定的，不會有官派縣長這種土地跟自身利益分離的問題，是真正的「有土斯有財」。也沒有什麼聖賢就該統治的概念(真正的聖賢是放在宗教那邊)，也不會有像東方皇像一個命令就能罷官剝奪權力。
(領主跟國王是上下關係，但不是官派縣長的那種官僚式的上下。西方封建內閣官員比起東方的上下關係，更像雇傭關係。封建領土除非特殊原因，否則只有絕嗣土地才會重新劃分。直到拿破崙民族主義興起後陸續被勸退或是轉型成現代官僚)
西方封建長期將所有權與統治綁定，權責對等
而東方官僚將所有權與統治分離，權責不對等
一開始蠻族透過戰功獲得領土是人為的結果，但封建開啟了自我權力的概念，以及為了自身利益服務所累積的地方統治經驗。比東方官僚的流官制，或是因一道聖旨被貶官的穩定度更高，更有效累積地方的自發秩序。
像我們都看過節目上那種百年老店，達人手藝，我這店幾百年前就在替天皇服務了。因為他們有一個很穩定的私有財產保障制度，不必擔心成果搶走，讓工匠們有動力去把一門手藝訓練到極致，文明也是這樣發展起來。(西方商業自治都市行會聯盟這類的也是同個道理)
如果中國的歷史是1個100分皇帝+50個70分的官僚集團，那歐洲的歷史就是500個打仗平庸，情人私生子一堆，信仰不虔誠又偷偷跟猶太人借錢，一輩子待在領土上碌碌無為的60分世襲領主所譜寫的歷史。所以西方封建長期沒有期待有一個100分的劉秀，諸葛亮，劉晏，范仲淹出來拯救蒼生的想法。直到封建結束民族官僚國家崛起，西方才逐漸出現強人政治。
民主不是一張畫好的藍圖，是自發秩序的結果
亞洲許多知識份子都是被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諸多思想帶歪，以為民主是一張畫好的藍圖，我們朝藍圖的目標前進，就能達到終點。這也是孫中山想搞訓政的原因。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秦制後中國長期缺乏自治傳統，想要走民主，需要很長的自發秩序建構期。孫中山想以官僚集團或先鋒隊的方式人為搞出自發秩序，在廣州招攬五湖四海志士北伐，即便統一全國，也會因為各種問題不得不收攏地方權力再重回秦制那套由上而下的治理方式。
孫中山反對陳烔明的聯省自治，恰好才是推動民主的真正答案。真正的民主是先出現一批非官派的貴族或仕紳進行自治管理，累積傳統跟信用。然後類似涓滴理論繼續下滲到新興中產或勞工階級，訓練更多小班長小老師。而不是用先鋒隊取代自發秩序。民初也確實出現不少商人或是企業家開始城市自治的實驗(只是課本不會教這些人)。妄想通過公權力強行走捷徑彎道超車，像李唐編篡氏族志一樣沒用，甚至更糟。
這也是為什麼對岸必須靠各種優惠統戰少數民族，因為這些少數民族自明清以來一直是堅持自己風俗信仰的土司，組織度跟獨立性很強，你不攏絡他遲早會鬧(也可以說每個中國朝代都不得不採取相同手段維穩)。而沒有獨立性(自發秩序)的漢族自然什麼優惠都享受不到。
孫中山描述的「大公無私」與「天下為公」的理想願景，恰恰與民主相反。最早的民主還有財產限制，也就是眾人必須允許私有財產制。正因為人人都有追逐利益的私心，所以需要一套博奕機制讓各方玩家都能公平的參與競爭，旱災時你多拿，風災時別人拿。喊著無私無私是不能解決這些具體問題的。
(不沾鍋比較適合當虛位元首，不適合當首相或三軍統帥)
西方各國彼此的不同
中文圈常常很隨便地將「西方」當作一個整體。是很有問題的。
比如我朋友就認為俾斯麥與威廉一世，很像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民初知識份子崇尚法國跟德國，正是因為當時的德法是官僚系統發達的民族國家，而且德國剛完成國家統一，又是二次工業革命的後發強國，十分契合中國人追求陸權國家，彎道超車的的需要。對英美以小政府，民營主體的自由市場經濟不感興趣。你也找不太到英美契合中國式人物的想像，比如華盛頓或辛辛納圖交出兵權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哪怕是凱撒都禁不起誘惑橫渡盧比孔河。
中文圈教科書十分強調孟德斯鳩，洛克，盧梭，漢彌爾頓，或是某個偉人發明了這套「民主」「法治」的觀念。其實是深受法國大革命敘事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法國是歐洲最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國家(同時期的德國還沒有統一，英國早就限制王權，哈布斯堡是血統封建統治)，所以中國傳統自然對法國大革命那套打倒皇權教權，知識份子菁英統治有種熟悉感。而事實是真正的民主總是在限制與制衡中誕生的，比如英國的貴族共治或是美國的各州自治，都已經是不需要皇帝跟官僚統治的狀態。是在這個基礎上，用法律固定成為體制。
真正的景像是先有社會基礎，才有法律制定。而中文圈教科書則寫成：先有知識份子頭腦一拍地「想到」，然後「覺醒」告別舊社會，一切從頭開始打造新秩序。這給之後東亞造成無數災難。
劉仲敬並不提倡「獨立的個體」，也不提倡「國家興亡」式的大團體。他傾向的是像故事描寫的「家人間的親情」「一同冒險的伙伴」不多也不少。人與人的羈絆不是強行硬湊的，是自發生長出來的。搭建「環境」比「覺醒」更重要。
而且中文圈因為哲學跟科學的原因，強調西方「理性」的一面。但社會的建構是基於血緣親情以及長期的鄉里經營，是基於生活上的熟悉感與信任。比如說，老婆摔掉了老公的模型，之後老婆道歉等價賠償老公，老公會原諒嗎? 摔模型這件事已經影響了彼此的信任，無法用理性的方式去補救，包括購買模型本身也是情感推動消費。這就是所謂的情感是動力來源。
有一些國家明明投票率很低，但政治確相當穩定?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他們在社區或是鄉村坐談會就把問題處理掉了? 有人說民主不是只有投票，沒錯。那你不投票時在幹什麼? 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還是跟村里溝通一下馬上就反應上去? 我們平常生活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討論統啊獨的，但是連生活中的瑣碎問題都處理不好，那你這個民主當然是有問題的，才會被一群煽風點火的政客鑽了空子。
很多人拿歐盟那種「民主」「不斷開會浪費時間」的效率低下，跟俄羅斯或某東大官僚的理性決斷，高效統治相比。但我認為，歐盟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民主」的問題，而是左派長期執政下社會解體，導致了小老師(小共同體)消失導致的原子散沙化，才是歐盟現在效率低下的原因。
西方民主源於羅馬?
也許有人會說西方民主源於希臘羅馬，我不這麼認為。因為羅馬帝國最終的模樣並不是封建制而是總督制，羅馬總督是一種弱的羈靡統治。自五賢帝之後，羅馬中央對各路軍閥總督愈來愈叫不動。最後整個被蠻族取代掉。而蠻族統治下的歐洲是王權，教權，薩利克法等各路傳統拼搏的場域，羅馬法等法治觀念是跟隨著神學發展一併推廣出去的，是有推動民主的輔助作用，但推動民主的主要力量還是地方領主的長期統治。簡單說就是西方封建千年就是在對貴族實施訓政，讓各地自發生長秩序。
所以每當你翻到那些「羅馬帝國是歐洲歷史最好的時代」「統一且強大，榮耀的羅馬」之類的西方大一統患者，多半也是個法革式人文主義者，強調菁英官僚統治帶領全民走向一個既定的未來(類似柏拉圖的烏托邦，哲學家皇帝)，對封建教權之類的多採負面看法。
官僚智慧與自發秩序是分開的
劉仲敬在談高層政治時談的是理性，但在談基層自發秩序時談的是情感。而情感建構的基層秩序的穩固，才有高層政治用理性籌碼交換利益的可能。基層的秩序被理性瓦解掉，人人都是外交官，人人都是陰謀家，大家都是聰明人，但只有少數聰明人有特權會先一步離開，其它聰明的讀書人連一個小小城管都打不過，全部在疫情期間鎖在樓上出不來。
很多人總想像西方國家充滿一種國際格局，全球視野，或是哲學家大文豪什麼的。但一到國外後發現，其實外國遍地都是鄉巴佬紅脖子井底之蛙，還不如過去台灣教育強調的「國際觀」「具備國際移動能力」。而事實是只強調國全球化國際人才的做法，侵害了正常的地方自治，聊中美大局的書生，連門口水溝的堵塞都解決不了。類似科舉考試去京師當官，政治資源全圍繞在怎麼打西夏對遼金用兵，所有地方真實的問題全被忽略。
這可能也暗合老子說的：「老死不相往來。」因為國際戰略這套東西取代不了地方民眾眼前的問題。並不是說不要國際戰略了，而是它佔政治的比重過高了，也不可能10萬100萬人塞滿外交談判桌。外交官跟大法官是個很窄，幾乎脫離日常瑣事的窄門，國家不缺這種菁英官僚，但民眾一股腦的硬要擠這窄道造成人才的重覆和浪費。
當年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時，蔣介石用奸巧手段對付軍閥，但是共產黨在背後抄了國民黨地主老家，導致寧漢分裂不得不清黨。就像曹操在前面用奸巧跟軍閥打仗時，你後面董承搞衣帶詔就抄你全家。
當今美國是以「內元老院外帝國」的模式統治世界。內部，美國各州與參眾議院必須節制聯邦政府，是由下而上的關係。外部，美國總統對台日韓或北約各國是強勢的上下關係。有時總統比較強勢，會拉著美國人一起加入對外戰爭，有時美國內部比較強勢，會拉著總統跟美軍退回孤立主義。
官僚智慧是面對共同體外部博奕時的陰險狡猾手段，比如降底一點美國關稅，讓美國農夫受損，這不關我的事，我只要讓自己人受益就好。但這種手段用在共同體內部，最終就是「人與人鬥其樂無窮」，所有的自發秩序都會形成底層互害，社會面臨崩解，即霍布斯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外交是高智商的博奕遊戲，一般民眾無法在生活中理解這麼細緻的操作。
自發秩序並不完美
我在之前文章有提過官僚禁止人祭河神，打破地方迷信的故事。以現代角度來說，人文主義打破這些騙人的胡編亂造是好事。但你也可以聽一聽劉仲敬曾經講過一例子：古代黃河河套一帶，遊牧民族在此定期放牧，保持自然環境平衡。是漢人跑來濫墾濫伐後，水土流失導致下游氾濫，直到漢人退出後才又恢復回來。
古代人沒有現代的環保或地力，環境承載力的科學概念，只能靠祭祀或某種神秘傳授那些古代的智慧。我也不會說河伯娶婦是多麼了不起的做法，現在西方也有很多法律無法禁止的邪教造成社會混亂。自發秩序並不都能導引到良好的結果，可能還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才能穩定長久。
像我最近想到一點：中國很早就發明了紙，比西方的羊皮紙或埃及的莎草紙實用太多，直到12世紀紙才傳到歐洲。
我們排除歐洲晚近爆發的文藝復興或科學革命，為什麼同樣使用羊皮紙或阿拉伯紙的西方人，他們在中世紀錄紀錄豐富度遠遠超過發明紙張的中國? (連日本也有類似的情形) 除了官家寫的高雅詩詞，或是虔誠信仰的教士騎士神話，連當年鎧甲或糧食的交易金額都有明確的紀錄。
當時東西方的識字率都很低，中國也不是沒有民間紀錄，但最大宗永遠都是後朝代前朝寫的官方史書，連永樂大典或是四庫全書這種近代書籍直到今天都湊不齊。你覺得這樣的原因是什麼?
中小企業算不算小共同體
按照上面「儲備幹部愈多愈好」的思維，比起少數大老闆，當然是眾多小老闆對自發秩序的增長較有利。但政治裡的自發秩序是以社區經營管理而言。能不能將公司小老闆的經驗帶到社區，可能還是要進一步觀察。
經濟
東大過於熱衷拉抬就業率，忽略產能過剩的問題。比如，我一天只吃一根冰棒，你東大為了撐起就業率，一天造十根冰棒，還全世界傾銷，誰吃得完? 東大的經濟觀不看供需，只看自身利益。我十根冰棒賣不完，還用關稅擋我，那肯定不是我的錯，一定是balabala的錯，我要教育市場！
我聽了之後想：哦，確實自由市場經濟這套對他們聽不懂，再一想，哦，他們對生產並不只是單純的買賣關係，還是帶目的性的政治任務，這種想法的確很難產生自發秩序。
宗教
宗教本質上也是自發秩序，外來在移植的過程與地方自治混合，比如我們都知道天主教混雜了當初不少羅馬原社會的習俗，像不列巔的亞瑟王傳奇，這都是當初在猶太行省傳教的耶穌完全不知道的東西。像中國式佛教，或是越南的高台教也是如此。
具華人特色的基督教家庭
(新教基本教義派那套「只讀聖經」傳教那絕對很難擴展，我不認為當初保羅跟彼得傳教完全都只靠耶穌口喻，肯定會摻雜一些他們的人生領悟跟世俗妥協去調整教義，就像釋迦牟尼死後的徒弟們也有各自的理解)
都是之前講過的東西
我發現之前寫過的信任，武德，德性，造法能力等等都可以跟自發秩序包在一起講。雖然強調內容略有不同，但彼此都是環環相扣。政治並不是一種理性工程，它是一種長期的情感跟習慣養成。就像中國的少數民族，並沒有什麼核大棒或是毀天滅地的武力，單憑鄉土的凝聚力一次次躲掉了大洪水，還在獨裁專制環境下獲得漢人都沒有的優厚待遇。是一種超越理性的智慧，也可以說是一種神秘的法則。
替代役
在還沒有替代役的年代，有一群堅持不持槍的基督徒(耶和華見證人)拒服兵役被抓去關，出來了又被抓去關，持續了好幾年，後來在各方考量下修法推出替代役，讓部份有特殊技能或特殊需求的人服傜役替代當兵。
也許有人說「只信教就能免當兵也爽了吧」國家早就料到你們的小心思了，要以宗教理由當替代役的門檻並不低，你必須信得夠虔誠，並且有大量宗教服務紀錄，才能被國家允許轉服宗教替代役。當然在這個編制不滿六成的年代，替代役人數勢必會不斷壓縮。
家庭
女上嫁，男下娶這個社會現象這裡就不解釋了。最近思考出一種比較圖像化的方式來解釋這點
女性需要比更強的男性來cover自己。我們這裡大概取1.5的倍的量就好。
但女性沒告訴男性的是，其實他的需要是這麼大一圈。
也許各位會說，那這位女性要求這麼多
也可以說，婚前女性原本以為只要1.5倍就夠。但在結婚生育後發現，如果永遠只有1.5倍，或者是男性在事業上的成長幅度沒有達預期，生活中處處捉襟見肘，不安情緒會以各種形式在婚姻中爆發出來。而且女性不會明說，或是他無法數據化他的不安情緒。
簡單說就是，女性需要從婚姻到下一代成家立業的一條龍服務。孩子發展得不好，母親不一定會罵孩子，但一定會天天怪丈夫不行。
以前會說結婚不是兩人的事，是一家族的事。但現在家族間住得很遠該怎麼辦? 只能靠社區相互cover的方式去維繫每一個家庭的婚姻。這也是之前講過的東西。
細節上怎麼做，我目前的程度沒辦法講得很清楚，劉仲敬這套教區治理論的東西也不一定完全都對。但我想要在現在環境下去追求穩定婚姻且保障願意生育的家庭，小家庭是真的不夠用的。
*註1：如果你是華人社會的成員，而你非要一個強大的大中華不可的話，從邏輯上來講，你是非要共產主義不可的。確實是只有共產主義的有力的組織機器和無情的剝奪政策才能夠集結到足夠的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軍事化國家…如果在冷戰的關鍵時刻，華人社會接受了類似國民黨那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路線，那麼他們早晚會發現，下一步，要實現他們的目標，他們必須得走向共產主義，而且這個邏輯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是無懈可擊的。後來的發展也確實是這樣。越南國民黨也好，加里曼丹的革命聯盟也好，馬來西亞的老同盟會也好，最後它們的歸屬都是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共產主義，要麼走向殖民主義，兩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以說是在共產主義深度介入東亞和東南亞以後，你要麼就是跟著西方帝國主義走，要麼你就跟著共產國際走。想既反西方又反共，建立一種既自由民主又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夢想，是一個不考慮現實資源的夢想。
民主小清新可以說，我既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又要中國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和富裕的成果。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午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那種巨大的消耗是從哪兒來的？就是從四川、湖南和河南那些餓死的農民身上榨出來的。不從他們身上榨錢，這些軍隊不會有。能夠打敗希特勒那些強大的蘇聯軍隊從哪兒來的？就是從烏克蘭那些餓死的無數冤魂身上榨出來的。沙皇之所以打不了德國，就是因為他沒有力量從他的臣民中間榨出那筆錢來。而共產黨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它能夠榨得出這筆錢來。當然，榨出錢來這件事情是一個預支性的東西，它的社會在以後必然會付出慘重代價；但是至少在幾十年的短時期內，要搞軍事化，這是最有效的手段。這一點，共產黨是沒有說錯的。
出處
李光耀就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已經看透了中國人的沒落性質，所以他就不把中國人當作文明人來對待，它用從日本人那裡學來的那種抽鞭子的手段來對付他。如果你不用這套手段的話，很可能新加坡還是鬆鬆垮垮，還一塌糊塗呢。但是這種做法對於日耳曼人大概就沒有必要，因為他們比較有榮譽感，用孔子的說法來說，他們比較知恥，他不會說是像比較頑鈍無恥那種人，他們是吃硬的不吃軟的。中國人就不是這樣，因為他是沒落民族，跟希臘人印度人這些文明古國比較相似，你給他講孔子時代的禮義廉恥，這不頂用了，宋朝明朝都已經講了多少次了，最後都是無賴贏。比較老實的人，認真按照孔子的那種做法去，那你就做了文天祥，被人消滅掉了；而比較無賴那種人，慷慨激昂一通，然後自己就出去投降了。這種人繼承了世界。
出處
類似托克維爾說的：人民沒學到西方的知識，但統治者卻學到西方的知識。因此統治者可以運用他們西方知識的優勢，像工廠主管理工廠一樣，把全體臣民都像是工廠的裡面的工人一樣整整齊齊地管理起來。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