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與中世紀市鎮

之前有看維京人圍攻巴黎的那篇文會知道，中世紀的城堡是加洛林帝國崩潰後佔地為王跟自保的一個標誌，亞奎丹 (Aquitaine) 和加斯科尼 (Gascogne) 與北方的紐斯特里亞 (Neustria，差不多就是巴黎到低地那塊) 在 9 世紀後無論是在政治體制上還是經濟上都相互分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在每個地區都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認同感，而不是作為一個法蘭克/法蘭西人的整體，要塞與城堡的建立適應了這種新情況，被稱為城主 (Castellans) 的地方領主透過在這些新興城鎮上建造簡單的四邊形城堡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以彰顯其作為領主的軍事和行政權威，領主及其家臣安居於這些堡壘之中，統治居民同時也提供給他們保護，畢竟當時維京人可以順著河流一路挺進南德地區、後來的馬札爾人西侵，中央政府又無力對抗的情況下，只好自立自強了，但城堡當然不是完全的軍事建築，城堡通常位於地勢較高的地方，經常會刺激其山腳下的城鎮發展，因為下城 (basse ville) 會出現住宅、市場和製造業區，差不多西元 900 年後，新興的城市社區應運而生，以因應越來越蓬勃的商業活動。

之前有提到過歐洲北部的城市化很大程度是法蘭克人奠定下來的基礎，他們在征服日耳曼鄰居時也建立了許多大城市，比如現在的法蘭克福，10世紀後的大多數歐洲城市聚落最多只擁有簡陋的土牆或木製柵欄，幾座石頭製成的箭塔和城門，雖然看上去不怎麼樣，但是當時缺乏交易的情況下，城市居民依舊團結，並將有限資源投資到了能力所及的防禦設施上，特別是當貴族遁入鄉野後，許多市民與駐地主教、教會便建立起了一個團結的公社 (Commune)，你把它看成市政府也行 ，來經營城市 (鄉村也有Commune的)，對於封建王國的君主或大貴族來說，城市提供了許多非常重要的經濟援助，在由於內陸和大海的水上貿易通道蓬勃發展，西歐的工匠和商人開始選擇易於防禦的地點，通常靠近城主塔樓或城堡，在那裡製造和銷售他們的商品，工匠會在城市裡打鐵、製作工具武器，商人則從遠方交易重要物資，為了取得更多城市提供的資源，許多歐洲封建領主也會授與城市自主權以及財政上的權力，比如 10 世紀，佛蘭德斯伯爵 (Count of Flanders) 授權城鎮定期舉辦市集以促進貿易，布魯日 (Bruges)、根特 (Ghent)、伊普爾 (Ypres) 、圖爾奈 (Tournai) 很快就成為繁華的都市中心，同時也是整個中世紀城市化最密集的區域，甚至是後期提供市鎮民兵給領主作戰之用 (比如勃根地公國對低地市鎮士兵的雇傭)。

法國巴黎的卡佩王朝 (Capétiens) 是早期與市民們保持密切聯繫的政權，由於被強盜男爵包圍，政令不出法蘭西島的問題讓法國君主希望與地方的城市合作，這個過程就會形成一個權力對抗的關係，貴族、教會、市鎮、國王，彼此之間會希望謀求最大利益，中世紀的所謂的統治本質上跟現在的直接派人過去治理有很大的區別，封建關係的效忠很龐雜，你對A有權威，但對A底下的B沒有權威，所以國王會依賴於直接控制的核心區域，也就是直接控制的皇家領地為中心，透過與當地貴族通婚、城鎮的結盟來擴大權力，以法國卡佩王朝來說，法國國王的Title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正當性基礎，「法蘭克人之王」對於臣民當然有名義上的權威，而法國國王也樂於與市民合作來打擊貴族，路易六世與七世 (Louis VI & VII) 父子就鼓勵城市公社運動，他們會授予這些公社的特許狀並以國王為權威的角度，去定義彼此之間有關司法、財政、商業、治理、城防的關係，卡佩王朝因此透過扶植城市擴大了國王的影響力，過程中他們通常會越過巴黎中心，而先向周遭新興衛星城市授予特許狀，也算是用邊緣打擊中央，而非一昧給出特權。同時在授予特許狀時，卡佩王朝通常堅持在靠近城鎮城牆的範圍內建造塔樓，塔樓往往是王室興建，也有王室就近駐軍監視之意。

這種扶植的成效相當顯著，例如1102、1117、1130年的貴族叛亂中，法國國王都藉由城市提供財政與士兵的支援鎮壓了叛亂，路易七世開始僱用被稱為 "Baillis" (意思是行政官、監督者或保護者) 的官員，作為國王的耳目駐紮在城市之中，確保城市按時提供財政軍事的支持，並在駐紮轄區行使司法和軍事權力，Baillis 的做法也被後來的安茹帝國 (Angevin Empire) 的亨利二世 (Henry of Anjou) 使用，用以取代地方官員，確保國王的旨意與需求能確實傳達，亨利二世也頒佈了盧昂憲章 (Établissements de Rouen) ，代表了國王授予城市可以武裝自己的權力、同時在國王有需要的時候，城市也必須出兵協助，不過隨著人口膨脹與經濟發展，加上又可以武裝自己，城市已經越來越不受國王單方面的完全控制，以安茹帝國這個從蘇格蘭延伸到庇里牛斯的西歐王朝來說，試圖去控制這些城市領主與城鎮是相當困難的，1168 年至 1199 年間，亞奎丹爆發了 9 次反抗安茹王朝的叛亂，為了平定叛亂安茹王朝又大量授予地方市鎮更多特權，同時安茹王朝很少在市鎮興建塔樓駐軍，監控的程度比卡佩王朝要微弱，但又需要與市鎮談判換取兵力與財政來鎮壓叛亂，城市的經濟實力肯定要強過農村貴族，安茹王朝陷入了過度依賴市鎮支援的死循環中。

當然隨著臭名昭彰的約翰王即位以及法國在布汶會戰 (Battle of Bouvines) 的勝利，安茹王朝最終丟失了大多數法國領地，但對於城市來說，選哪邊站其實越來越不重要，城市經濟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國王與貴族、教會之間的鬥爭又激起了城市中產階級實現更多自治和炫耀自我的野心，教堂其實是展現這種態度的一個寫照，特別是我蓋的教堂比你國王貴族都還要輝煌，你覺得是誰更能榮耀上帝? 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布魯日聖母教堂 (Onze-Lieve-Vrouwekerk)，是布魯日市鎮自我興建的宏偉建築，不過法國在布汶勝利後，開始盛行了更加嚴格、以國王為尊的封建制度，第一就是開始厲行封地制 (Apanage)，封地制是指將封地授予王室子嗣，死後無嗣將歸還給王室，第二是建立起真正的長子繼承制，長子出生即為王太子，此舉保障了王室領地不會因為聯姻或其他因素被外戚併吞、同時也保障了王位一定在卡佩家手裡，第三則是卡佩家的在布汶的支持者以及戰後的政治支柱都是些大貴族 (像布汶會戰中與法王協力作戰的勃根地公爵奧多)，導致了法國中央往貴族而非市民合作靠攏，日後的諸多衝突的根源也開始浮現，愛德華三世 (Edward III) 在百年戰爭時於根特獲得了國王頭銜 (忘記的在這)，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佛蘭德斯市鎮與法王的衝突 (腓力四世時期)，而市鎮不過是根據自己利益最大化決定陣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