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台灣爆發了勞動部的霸凌案，諷刺的是，這件事竟然發生在本應該要保障勞工權益的機構。這不僅讓民眾對就業環境的信心大減，也凸顯了職場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問題：把員工的任勞任怨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將其視為一種「美德」。
這種現象也側面反映了我們社會對穩定收入與社會地位的高度追求。當穩定收入成為了優先的目標，人們往往忽略了由此滋生的職場有害文化，例如無止盡的加班、對過勞的容忍，甚至是一種隱性剝削的體制化現象。文化中對單一價值的重視，讓許多人不自覺地讓渡了應有的權益。
職場，特別是大規模的官僚體制形式，更容易形成封閉的環境。在這樣的結構中，權利往往因職位而異，而普通人在生存壓力下，容易受困於這些權力的壁壘。穩定的收入對多數人來說是生存的基礎，因此離職的代價變得非常高昂，進一步助長了權力的濫用與擴張。
我們經常聽到霸凌事件，無非是開除、降職的威脅，或是其他形式的壓迫，這都是權力不對等的體現。這種權力濫用甚至還可能衍生出性剝削等其他的迫害形式。這也讓我聯想到，為什麼近年來自由職業或數位游牧等概念會興起。它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人們對封閉體制的逃離與對自主權的需求，因為它減少了對這類結構性問題的依附。
關於權力的不對等以及這些現象的發生，我覺得是因為這些環境容易產生「被慣壞」的人，無論在職場、學校或政府機構中，資訊與權力的不平衡讓某些人可以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而不受懲罰。例如，新人因缺乏經驗，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下位者」，這讓一些人得以在沒有後果的情況下藉機專制或牟利。
在現代文明中，理想的社會應該是每個人都作為獨立個體而存在，但在某些組織內，階級與等級制度依然普遍，權力的不受限使壞事幾乎變得「必然」。此外，台灣文化中的長幼有序和輩分觀念，也進一步助長了這類現象，讓濫用權力的行為在某些場合被默許甚至合理化。
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關鍵在於每個人都需要建立一定的邊界感，不要因為自己的權力小就任由他人掌控甚至宰制。在面對惡意對待時，應該具備以自身為基礎的戰略思維，思考如何有效應對。適度地展現一些攻擊性或侵略性，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當我們能從資源捍衛的角度出發，為自己爭取更多的空間，便能形成一種威攝效果，讓對方在壓迫我們時付出超過其收益的代價。
此外，當環境本身無法保障個人的基本價值時，也要有勇氣適時轉向更開放、更健康的環境。離開那些充滿壓迫感的封閉體制，並尋求更加公平和尊重個體價值的職場，才能真正捍衛自己的權益與尊嚴。同時，社會應更加重視對權力的約束，建立更透明的機制，讓壞行為有後果、讓濫權者受到懲罰，這才是改善整體環境的根本之道。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