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知名作家瓊瑤的輕生引發大眾關注，其遺書更是被眾人所討論，尤其瓊瑤在當中展現富有人文關懷的思考，在道別的字句間卻無不是對生命的思考與對人們的愛，即便在人生的旅途結尾選擇自行離開，卻逆轉了人們對於死亡的負面感受，而是突顯了自己對於衰老病痛的拒斥。
最後，她還祈願人們在將來得以找到人道的方式，令更多與她有著同樣苦惱的人們得以快樂「歸去」。
而瓊瑤最終的呼籲使我想到，在台灣至今仍是推崇理組的風氣下，文組時常被視為「不實用」的存在。這裡並非暗示理組無用或文組多麼實用，何況未能讀文組，也未必不能進行人文素養的培育。
然而，文組所象徵的意義在社會發展下失落了，能稱得上是「文人」這般將志向投入文藝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這樣的失落連帶著人們似乎將人文素養視為某種純粹的消遣，是文人圈子裡的沾沾自喜。
可在面對人性深刻的議題時，數據與理論固然得以告知人們客觀真相，卻難以使人從中得到安慰；老年人在病痛中的插管、醫療下的數值都可以量化，但各種旁觀的痛苦，都不如瓊瑤一句：「我不要這樣的死亡」。
常可見聞人們提及文組無法發大財、無法直接改善人們的生活，這固然是事實，畢竟唯有確定的事物才能理出邏輯與脈絡，而文組學科等人文素養可以是不理性、不確定、沒有標準模板的，但，它的特點正是在一件事上尋求不同的可能。例如在「存活」仍然作為生物本能的人類身上，我們是否存在別種選擇？
一個從未培養過人文素養、不曾學習敏銳看待社會與自身、對於生命的奧秘不感到好奇的人，自然會是「務實的」，因為目光所及皆是外物，金錢與權柄，地位與名譽，就連如今Chat GPT都能幫忙人們撰寫文章、繪製畫作，務實的人自然不會願意再花心思去探究與表達自身。
「自殺是錯誤的」這一觀念，尤其是在安樂死議題浮上檯面以前，依然長期存在於大眾心裡。在這前提下，任何理由的自殺都是懦弱、罪惡、逃避的，直到某種人性的、內省的、同理的素養在人們的心裡扎根以後，自殺、安樂死的議題才有了不同的解釋方法。
換句話說，從未培養人文素養的人，將一生都被囚禁在他以為的常識以及不經思考的偏見之中。
因為論及人心，窮盡一切理論都可能找不到解答，人類即便在生物學領域上早已有了明確的框架，但生命價值的傾向卻各有不同。努力拚搏每一天直到生理機能完全停止，以及如瓊瑤那樣通過選擇死亡來畫下句點，何者更能體現人性尊嚴，誰也說不準；但文組所培育的，就是察覺出這些看似只有單一解答的不同的可能性。
「死亡」只是生物學概念，「病痛」也僅僅是生物的自然狀態，但是文學或其他藝術領域，能用故事、詩歌來重新建構對於這些概念的想像。正如在瓊瑤的遺書中，她提到人們不應為她的死亡而感到悲哀，並論及生命的美好，就在於「能愛，能恨、能笑，能哭、能歌、能說、能跑、能動、能紅塵作伴、活得瀟瀟灑灑，能嫉惡如仇，活得轟轟烈烈……」
在注重結果的務實社會裡，最終的一無所有必然意味著努力的白費，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上，人們往往在出發前預設了將來的功成名就，待到好不容易到手之際，卻又因捨不得放而痛苦，因為一切都要失去了。
但文人可以將路途本身視為旅行的意義，終點的虛無甚至於無關緊要，因為文人是這樣一種生物，多半不是為了什麼務實的理由而生存。為了展現人性的尊嚴，所以文人可以為其死；為了實踐心中的理念，所以文人可以為其生。
於是在面對人生結尾的虛無時，文人自然可以懷著感性卻又從容而堅決。
即便我們翻閱歷史，自古文人的經歷有諸多都是不夠務實的，我們甚至可以輕易舉列出連普通人標準都未能達到的名人，但他們確實是用力在愛與理解裡生活過。
像瓊瑤這樣將一生貢獻於文學的人，以及無數尚未如同她那樣知名，卻依然同她那樣態度去做文章、畫畫作、唱歌曲的人還有許多，甚至更泛化一些來說，真正推動社會往前邁進的革命家，有許多也都自文組出身或費盡數十年光陰在人文領域裡學習。
而人們遇見了他們才會知悉，原來世上存在著某些獨特的人群，他們長著跟自己相似的面孔，說著跟自己同樣的語言，但他們撰寫下的文字、畫在畫布上的圖樣、脫口而出的話語，竟然有著超越理性與人倫的力量，這使得他們在人群當中顯得更難以忽視。
人們也會知道，在學校講求理性、社會講求安穩、人們講求道德的時代裡，有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生存且無愧於心，也正是他們教導了汲汲營營的人們，生活存在著不同面向，使人們能在沉悶的日常裡洞見出趣味，並因本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而感動、而悲痛，發現原來世間還有這樣一種風貌，以及有那樣一種遠比功名利祿更難抵達的遠方。
社會確實是需要理性、需要科技的，以戰爭為例，一切的征伐都不因理想家的口號而抵得上實際的子彈，批判的武器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但我又想到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來自世界各地被稱為「國際縱隊」的志願者前往西班牙，為了信念而幫助左派政權與國民軍戰鬥。
這些志願者可以置身事外地看著西班牙毀滅，卻選擇來到異國為了同樣的信念而戰，而因著這樣理由來到西班牙的人竟有三萬多人。這些國際縱隊的志願者還包含了耳熟能詳的卡繆、聶魯達、海明威、喬治·歐威爾、畢卡索。
許多時候，人們畢竟是很難理解，究竟是什麼使人願意前往異鄉為陌生人奮鬥，是什麼使得這些人願意犧牲，是什麼導致人們在敵眾我寡、背水一戰之際仍然前撲後繼地投入戰場。
就正常的邏輯看來，旁觀是好的、活命是好的，最好是不涉入任何無關己身的事件其中，但文人是另一種存在，或者說，被人文情懷所感動過的人是另一種存在。
在國際縱隊裡，志願者入伍時會在誓詞上簽名，而誓詞的最後一段的內容是：「我自願來到這裡，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將獻出最後一滴血。」
我也曾讀到過一段作家的話：「儘管明白永遠無法重建新秩序、新道德，但還是應該進行破壞……的確革命可能永遠成功不了，但是仍要掀起革命，革命的本質就是如此悲壯、美好。你問這麼做到底為著什麼，就是為了悲壯、美好、還有愛……」
文組類型的人的局限是，縱使瓊瑤的遺書寫得多麼動人，提倡老人應當如何快樂地歸去，但我們仍然需要有人設計安樂死的器材，需要醫療體系的人來掌握藥劑與運作的可行性，這是務實層面上，投身文學、藝術的人所注定無法涉及的部分，然而，他們可以讓「死亡」這種冰冷的醫學或法律術語，以及可以讓「自殺」這種聽來具有絕望與厭世等負面觀感的行為，成為某種人性尊嚴的體現。
更重要的是，有人會因為這些美好的事物投入務實領域的工作，成為醫生、成為理論家、成為科學家，可以讓滿懷恐懼的人自願奔赴前線，可以讓懦弱的人選擇成為勇敢的英雄。
那麼，既然那些文人有如此的能力，為什麼願意成為這樣的人少之又少？
因為我們雖然看見一個瓊瑤，在國文、歷史課本上看過好幾個有風骨的文人，但在現世裡有無數你所不認識的、沒有名字的文人，哪怕你認識一兩個，你也不大會愛他們身上那種腐敗的窮酸味。事實上，他們所學的基本上也都無助於自己的生活，所謂的以筆為刀或以史為鑑，則難免是參雜了文人自己的浪漫情懷，能對於他人發揮影響力的人畢竟是極其少數。
如我這般在此寫下文字的時間，若談及直接的效益，還不如去當便利商店的條碼師還更為務實一些。
這也回到文章開篇時我所提到的，文組所象徵的意義在社會發展下失落了，文組在台灣所能棲身的空間所剩無幾，在這前景下，仍然有人願意投身如此投報率低的領域，即使不成功，我認為依然是可敬的。
所以人們閱讀瓊瑤的著作，幻想著那些在現實中難以實現的美夢，卻都不敢真正涉入其中，無論是其筆下的戀情，亦或是成為作家本人，都因當中的風險實在難以承受，於是只好繼續「務實」下去；但是關於情愛、關於離去的人性追問，人們會因為銘記瓊瑤而繼續探究。
說到底瓊瑤畢竟仍是個文人，她不會不明白安樂死在台灣是有多麼難以推動，當中涉及諸多醫學與倫理環節，也並非僅靠人文關懷就能克服。
可她還是會祈願人類要在以後找到很人道的方式，來幫助老人們快樂地歸去。因為，那些被視為只會出一張嘴、賣弄筆墨的人自知，絕大多數時候，自己提倡的一切事務都不會對社會、政府產生什麼實際影響，但提倡其實就是目的本身，是為了伸張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向他人、社會表明，仍然是有人關注這件事。
為了讓那些毫不在乎臨終權益、病痛疾苦或者早已放棄在安樂死領域努力的人知道，仍然有人在乎這件事，而即使力量微弱，幾乎毫無希望，但仍要繼續推動，的確這些訴求可能永遠成功不了，但還是必須得推動才行。
你問這麼做到底為著什麼，就是為了悲壯、美好、還有愛……
那些對於人心底層的訴求，以及對於深受苦難的人的憐憫與溫暖，才是使我們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最大理由，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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