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起了很坏的作用，日本把这个东西给打破了，按照我的解释体系就是，日本和俄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的灾难性的作用其实还不在于他们侵略了中国，夺取了中国多少土地，而是在于他们都把西方的两种资源给扭曲了。

俄国把社会主义给扭曲了，日本把自由主义给扭曲了，我们的自由主义是从日本来的，我们1840年的时候从西方接受的，当然那些儒家都没有什么自由个性的概念，但是他们都知道民主共和、天下为公。他们一开始接受的都是这个东西，是针对大共同体的东西，但是没有针对小共同体的东西，因为儒家本来就是小共同体，它也没有讲个体本位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讲个性解放，儒家是反对的，你一开始就出现巴金写的《家》、《春》、《秋》，那不是挖儒家的老根吗?儒家怎么会接受呢?儒家都是主张什么孝敬之类的，都是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

但是那些人当初接受西方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共和民主、天下为公，皇帝不能专制，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在儒家看来，天下人的国家其实是男性父家长的国家，但是这并不要紧，罗马共和国当年也是这样，这也没有什么不行，至少在宪政的初期，这的确没有什么不行的，我可以都搞家长，而且老实说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有依附关系不可避免的话，最理想的、相对来讲缺点最少的依附关系就是亲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如果这个世界上要有包办婚姻，没有更好，如果有包办婚姻，父母包办是最理所当然的，要比别的包办仁慈得多，党和组织的包办是最可怕的，因为它对你没亲情，它不考虑你的幸福，父母包办婚姻，绝大多数场合还是考虑你的幸福的。

所以我讲，那个时候由于有这个因素，中国对那套东西接受得很多，可是后来中国败于日本，日本学习西方又很成功，中国很多人跑到日本，那个时候跑到日本去的人比跑到英美去的多得多，成本也低，而且跑到日本也容易适应，因为那里有汉字。所以，中国汲取的很多学问是从日本传来，包括西学也是从那里传来的，于是就从日本接受了自由、个性、反爹反妈，这一套东西都不是直接从西方学来的，都是从日本学来的。

日本的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祖，但是日本自由主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它的自由主义就是针对小共同体的，就是强调人要摆脱藩主、摆脱领主、摆脱小共同体，然后大家都去效忠天皇。福泽谕吉是个忠君主义者，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讲得简单一点是个秦制的爱好者，但同时他又是自由个性理论的创立者。章太炎就是这一套的代表。

章太炎是在中国强调个性解放的第一人，强调独与群的关系、强调大独、强调“团体为幻、个人为真”，强调个人主义，鲁迅就是他的嫡传弟子，然后就成长起五四的那一大帮主张个性解放的人，可是你看看他们的个性解放和福泽谕吉一样都是针对小共同体的个性解放，都是要反爹反妈，反爹反妈是为了救国。你摆脱了爹妈就变成国家的奴隶了，都变成这个样子。这样一来就把西儒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了，一旦你这个东西是针对小共同体的，当然就和儒家产生矛盾，因为儒家本来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其实经历了一个错位，假如没有甲午、没有戊戌这个事，假如就是儒家的士大夫认为秦制不好，那么我们就把秦制搞掉，搞一个三代之治，尽管这个三代之治肯定也不是现代的，可能就是那些家族长老的三代之治，那也不错。

接下来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宪政国家，利用国家的权力保护人权，逐渐扩大民主的范围，但是后来我们国家没有走向这条路，你不能说从逻辑上不存在这条路，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的。

所以我就讲，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它送来的是斯大林主义，是送来了社会主义表皮下的集权主义，某种意义上讲明治维新也是一样，明治维新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自由主义表皮下的军国主义，它其实是送来了一种针对小共同体的那种自由主义，导致了西学和儒学的对立，导致了五四时代的那种国家主义和伪个人主义的结合，法家重视的根本点就是国家主义或者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伪个人主义的结合，它强调个性解放，个性解放就是让你为皇上效劳，鼓吹反爹反妈，包括私有制，商鞅式的私有制就是针对家族的私有制，不是针对国家的私有制。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土改，其实土改在很多地方分的不是地主土地，土改在很多地方分的是族庙公产，分的就是那个乡村小共同体的土地。土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以后的第二次土地私有化运动，而且是极端私有化，它把所有乡村社会中的公共资源都给分掉了，其实就是要把乡村的小共同体给搞掉，包括我刚才讲的准近代化的那些家族，都是在土改中被全部解体了，把整个中国农村搞成全部都是一小二私。

可是这个一小二私没过几年就变成一大二公了，而且这个过程非常之顺利，没有任何妨碍，反倒是在俄国有农村公社传统的地方，斯大林搞集体化很困难，因为农民有集体主义，农民有集体主义就可以对国家进行制衡。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人对五四经验的总结是不太对的，有些人说五四只讲民主不讲自由，五四怎么不讲自由，五四讲自由讲得比民主还凶。

而且我们知道五四后来走向共产党的那帮人很多人当初就是追求自由，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比如说我要摆脱包办婚姻，我追求的是民主吗?不是说父亲包办我的婚姻，那是独裁，如果是全家开会民主讨论我的婚姻，那就是对的，当时那些人没这种想法，当时那些人就是主张自由，我的婚姻由我做主，既不能由你多数做主，也不能由父亲个人独裁。你不能说这不是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

问题是这种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不针对大共同体。个人主义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阴差阳错，如果你真的要讲路径依赖，很大程度上路径依赖也有偶然的成分，就是阴差阳错。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日本的影响是一支，因为日本的自由主义就承担这个功能，日本自由主义就是为了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完成你讲的周秦之变。所以日本的自由主义和法家是搞在一块的，有人说叫做江户时代的新法家，那一帮人本来就在那儿鼓吹废藩置县的法家那一套，西方的一进来，马上就变成了福泽谕吉讲的我们要反爹反妈，就是针对小共同体的那一套，又传回中国，中国正好那个时候又需要救国，马上就有很多人，连康有为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他奉为儒家的经典，你看《大同书》不是赤裸裸的颠覆儒家的吗?《大同书》是把家庭骂得一塌糊涂，而且鼓吹解散家庭的。

《大同书》明显看得出来，因为它是民国初年写的东西，谭嗣同就跟他完全不一样，谭嗣同跟他完全不一样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死得早，如果谭嗣同过了二十年可能也会发表这种言论。

从逻辑上来讲，中国不是君主立宪，共和制倒是有根的，共和是有可能搞成的。只不过搞成的共和有可能是贵族共和，或者说家长制共和，甚至就像罗马早期的那种以family为单位的共和，但是这就开拓另一条路，就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后来中国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你就不能从逻辑上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到了近代以后，这个历史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增加了。

我的主张就是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把这个历史过程搞清楚，从这个过程中分析出一些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价值追求，我们应该努力促使哪一种因果的概率变得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