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台灣文學被「發現」的歷程，就像是啟蒙時代的除魅，把各種蒙在文學上的遮蔽與限制去除，會看到台灣文學這一路走來，像是逐漸重新發現自己的優點而願意自我肯定的人們，把眼光從被誤導的他方移開，願意好好正視自己的優點與不足，建立適當的評價觀點，肯定自己並砥礪向前。文學是民族的精神，文學史是建立國族認同的歷程，文學史觀也許就是對自己國家靈魂的自信。
但我們有多了解自己的靈魂，我們能因為自己的文學產生多少自信？
這是朱宥勳給自己的命題，《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就是他回應這份命題的第一份答案。在本書裡他談了九位小說家的故事：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林海音、陳千武、聶華苓、郭松棻、陳映真、七等生，這些小說家都有傳世的作品，但他們在寫小說之外所做的事，更是影響了往後的文學發展。這是以獨特觀點切入的文學故事，不談作品分析，著重在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許多在創作之外的「戰場」，而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所做的事，大格局地影響了往後的台灣文學。
他寫鍾肇政在創作之外，努力讓跨越語言斷層的本省籍作家，在幾乎被外省作家占去的報章版面中露出頭角，他永遠不只想到自己的創作，還去鼓勵並幫忙其他作家；
寫鍾理和怎麼在孱弱身軀與文學理想中奮戰，還要面對政治漠視的摧殘，成為了台灣文學艱苦與奮鬥的象徵；
寫葉石濤從小說轉戰評論，為不被正視的同代台灣作家作品，爭取評價與定位，鼓勵作家創作，為未來的台灣文學擘畫布局；
寫林海音努力平衡省籍、語言、性別與政治，讓更多不同於官方主流的優秀作家有發表空間，培養更多優秀的創作者；
寫陳千武怎麼勇敢挑戰殖民者的霸氣，睥睨日本或國民政府設下的阻礙，永遠用超越殖民者的霸氣一較高下；
寫聶華苓的故事架構更是龐大，彷彿一幅冷戰時代的全球文化攻防戰略圖，人們的情感夢想與政治攻防錯落其間；
寫郭松棻投身保釣運動因而無法返鄉，而他的作品卻寫出了多少台灣人都未曾看過的台灣；
寫陳映真這台灣文學史上最令人心情複雜的作家，爬梳出戒嚴體制下人道主義理想青年複雜的抉擇；
寫七等生奮力將自己變成一件堅持藝術的大作品，不管其他人都已經轉向。
這些故事凝練出小說家們畢生的苦心與執著，這些故事也向我們展現台灣文學如何努力找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一方面帶我們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還原小說家們創作時面對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以朱宥勳的觀點來建構台灣文學史，特別是在政治壓力滿點之下的戒嚴台灣文學史。
本書〈後記〉裡所表露的，應該是最適合來說明這些小說家之於台灣的意義，以及為什麼要說他們的故事：
每次想到鍾肇政，我就會問自己：如果他都沒有放棄了，你有什麼卻步的理由？
我能像鍾理和一樣，堅持寫到不能再寫為止嗎？
我有沒有葉石濤的堅忍，能等到冰封雪融的一刻？
我有林海音的耐心與細緻，能為了更遠大的目標而調和眾人嗎？
我是否能跟陳千武一樣，擁有無可摧折的自信？
聶華苓的格局與敏銳，郭松棻的深思與內省，陳映真與七等生看似相反卻猶如鏡像的執著⋯⋯
我不想說一些「典型在夙昔」之類的老頭修辭，但我確實感激他們，在很多猶疑時刻為我照亮眼前路。
我越知道他們的故事，就彷彿越能不驚詫於現世波瀾，越相信文學之神終會回報一切。
如果這本書的讀者，也能分到一絲一毫類似的力量，就再值得不過了。
（上述引自博客來文案）
我還不至於以「文學之神」這般誇張字眼回應對文學的喜好，更不必然是受如神感召的悸動，因而決定鑽研這門學術。不過，朱宥勳這本著眼於台灣作家生平的新書《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以他個人學習經歷加上史料的判讀，確實讓我從中獲得不少感動與思考始點，更助益我之所以想要更深入認識台灣文學，我們的國家，初始面貌會是什麼模樣的熱忱。
本書以介紹了九名台灣作家（姑且把陳映真也算入）（感覺陳映真在天（？）之靈應該會覺得很困擾）為架構組成。因為不是學術性著作，陳述上也較為活潑，帶有強烈個人觀點，而在篇幅分配也不盡然平均，像是我記憶中朱在他的fb發文中有意無意表現對郭松棻的喜好，以及他的碩士論文也鍾肇政、陳千武、郭松棻、陳映真、施明正這五人為研究主題，故作家的選擇必然會受作者專業或個人因素而左右。不過，這點朱於後記也有明確表示，（以我的話整理來說）是想做一種專門給予台灣人的文學探索實驗。光是文獻整理讓歷史以脈絡形式出土，就相當了不起，至少，就這點來說，《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這本書的推出，又是再一個匯聚來自四方，豐富台灣文學史的聊天室——不過，我也無意把這本美言地有多麼偉大，在它之前，多的是更全面的史料研究。只是就搞不清楚鍾肇政跟鍾理和是不是有親屬關係的大眾而言，它確實是一座方便觸及「台灣有文學」的水泥橋樑（畢竟沒有政治因素，作者不用畏懼政權因素而被消失，能夠更赤裸地討論過去，所以搭建橋樑的材質也比較堅固有公評空間）。不過我也承認，在知悉這本書出版消息，我是有些猶豫如果讀完後發表出這篇感想又會激起怎樣討論。因為朱宥勳在網路與朋友圈評價始終充滿爭議，自忖著該怎麼脫離作者，純粹聚焦於作品的討論，對我而言也是一項新的挑戰。
不管我怎麼大張旗鼓，賣力推銷這些作者，若要建立能與一般讀者溝通的橋樑（再一座），讓讀完這篇文章的讀者願意在購物車放入（任何）一本come from台灣的小說，重點應放在：「為什麼台灣文學離我們這麼遙遠？」的問題點上。在還沒進台文所前，甚至將時間軸拉得更前面，我只是個無憂無慮的政治系大學生的日子裡，我依然愛閱讀，但台灣小說從不存在我的考慮範疇。甚至與朋友的交流也不存在聶華苓、七等生、鍾理和這些人，即使國中小教材選入的文章有出自台灣作家之筆，也無法激起我們更多試圖探究的熱情。「距離我們最近的人，反而成了最遙遠的人。」（不引自任何人的名言，是我說的）我想，最根本地，是因為台灣文學承載著不同面向，始終脫離不了的國家意識包袱。但諷刺的是，我們無法擺脫意識這個問題嚴重性的天命，因為我們是我們，我們吸收這座島嶼的歷史而成長。我知道這種宿命論的說法更無法激起熱情，只會引來反效果使人逃避，崇尚自由的時代，確實想要避而不談這方面的話題輕而易舉，也不會受人譴責，因此我只是很純粹地認為，不管從任何面向，願意爬梳這個國家一切的創作者、研究者們，如鍾肇政愚蠢卻真摯不過的認份，正在開闢一塊留給台灣人，咱的土地——而這剛好契合了就算是吊車尾好歹受過訓練的政治系學生會有的思想。
基於上述在動漫中才會出現的熱血抱負，我便義無反顧地進到另一門專業，義無反顧地讓自己不失初衷地奮鬥著（聽起來好偉大，好像可以留著之後發畢業文用）。
「說了那麼多？所以到底作家們沒寫小說時在幹嘛？」這邊我私心推薦第一章講鍾肇政跟第七第八分別在講郭松棻及陳映真。讀過之後會發現我的取向都很明顯，這些人物除鍾肇政外都跟政治有很緊密關聯。正好單元安排是連續的郭松棻與與陳映真明明都是本省／左派，但後者的爭議性卻遠大於郭松棻，就連我這文科菜鳥都曉得，若要論起陳映真，勢必就是一場腥風血雨，「我要看血流成河」就不會只是呼呼口號而已。陳映真明確地表明是中國統一支持者，但他卻有支持台獨組織的矛盾決定，不僅如此，他創辦《人間》關懷弱勢群體議題，卻又能容忍得了某些中國的威權作為。朱形容「陳映真把自己的『山路』走窄了」正是蠻有意思的評論（這裡也可以看得出雖然本書重點在評論作家，卻不失基礎的文學性描述）。
回頭細究郭松棻政治立場起因於旅美留學生身份，保釣運動激起許多在美留學生的關切，進一步引發台獨與否的討論熱度。寫到這裡我不免想起另一在講聶華苓單元中，朱也提到聶與其夫在美國舉辦的國際寫作工作坊就像個冷戰縮影，來自四面八方作者背負著的歷史傷痛或許能透過文學作品交流，思想理解，開啟另一面的對話可能——然而這般結果在朱蒐羅的總結推論是美方的「美援文藝體制」（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我信奉的：「沒有什麼是可以跟政治完全脫離，每個人永遠都得面對政治」）。或許是受哲學訓練之故，從朱的觀點來看，郭松棻的政治判斷較為理性，縱使支持統一，郭松棻仍與左派抱持理性可以運作的距離，對左派提出非常有力度的評議。我個人非常喜歡朱引用郭松棻的〈台獨極端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
將台灣島上的一千四百萬人民，硬生生的劃歸大陸的七億人民，是「統一論」的工作目標。墊在這種企圖底下的基礎是傳統的、嘗試性的「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的論點。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情緒說」⋯⋯唱「完整」論調最大的危機在於，忽略台灣島上人民在這二十年來所身歷的痛苦。這痛苦已經不是「人性永恆」下所遭受的「普遍」痛苦，這痛苦早已炙上了歷史的烙印：它是在國民政府的凌壓下逼成的一串特殊的憂患與苦痛。尤其是，一千二百萬的台灣人民，經過二二八革命的挫折，這種憂患苦痛，已經部分扭結成為仇視大陸人的心理痼疾。倘若「完整」論者，但求分享大中國的榮耀，而忘卻了分擔台灣一千四百萬人民的痛苦，或甚至無心想去解決這份歷史的痛苦，則這種「完整」論將步上反歷史的、反人民的道路。
至於鍾肇政在朱的筆下形塑出一種務實，認真，非常在地台灣人特質（是罕見的正面刻板印象）。看到鍾不遺餘力為台灣文學建立溝通渠道，多少會有一種「好險有他」的心存感慨。
這學期修的一門台語流行歌課程，教授時而提及在搜集唱片的過程就像尋寶，現存臺博館收藏的唱片有些可能是來自哪個民間爺爺奶奶壓在床底下隨時會被當放棄物丟棄那樣不重要。我們不難想像，這段感嘆暗示了有多少「我們的過去」是還沒被系統性整理展示，或許我們以為的不僅只是現在所學，而正是因為有這些現存已歿的愛好者努力，才累積了足以被分析評議的資料。被朱宥勳選擇的作者們在做的是這些事，他也是。讀完這本書，不免會有類似念頭在我們腦中漂浮，製造更多想法，想要再更努力做點什麼，不必然是像他們這麼專業的付出，但終歸都是為了回應我們的身份的一些跨出。
我也提一下為什麼要罕見地唯獨把這篇閱讀心得，放在巴哈這種感覺就受眾不對的社群網路呢？畢竟今天有人生日嘛，派對就是要愈熱鬧愈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