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我在冥想的幽暗裡，唐突地曉得當年做器官捐贈的理由。這是約莫兩年還三年多前的事，至今我的記憶已不很清了。
這段時間不斷想為這事撰個文章。打從在醫院裡填寫資料時，便想著得要把這些給寫點什麼，而後是回家路上想著要寫，三天後還在想，乃至於一週、半年、一年以及往後都不時在某些瞬間想著：得要寫寫它了。
我本先想談點關於器捐在社會大眾角度裡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或信仰矛盾，也因而查了點書，卻仍是沒有用上過。這有點像當年我住精神病房時的心境，在混亂中找到思緒去處理，還是讀了不少書，雖然在往後提及精神疾病或相關話題時可以沿用一些，但關於真正的住院經歷，也仍是沒有真正去動過。
而這是個合宜的時機嗎。我以為不盡然。即便這付諸文字可以從未成年開始去寫，並闡述這些時日是如何更確信自己不只該「捐出去」，還想不到不該捐的理由。只是此刻仍是不想寫這些，想寫點別的。
即使這念頭是早早便有，可在當時真的去決議做這事時，只是純然覺得善意，沒有設想太多。此刻卻有些意外地明晰了。
因為有兩件事與器官捐贈連結在一起，使我在茫然間看見端倪。這似乎有了點暗喻的意味，就像我們某些抉擇幾乎是下意識的，當即也沒怎樣過腦，便以為是自然；後來回望那些決定，才發現那看似隨機或沒來由的判斷，實際都有合理、適切的緣故，只是當時並不知道，那些事情早在許久以前便做好了安排。
兩件事裡，其中一件是有關「孩子」的事。我覺得可以談談作家蕭紅。
早年我讀蕭紅〈棄兒〉時，讀到她描寫自己因無力扶養孩子，而將孩子給送走。她在醫院的床上告訴了當時的伴侶蕭軍這個消息：「這回我們沒有掛礙了，丟掉一個小孩是有多數小孩要獲救的目的達到了。」
看了這段使我的心頓時有些冷清，胸口卻悶著有什麼正在灼熱。
我是個不太愛孩子的人，孩子於我只是個累贅。這樣的心思從何時開始已無從考察。可我想這某部分與父親有點關係。他曾對勸他花點心思照顧兩名幼子的他的母親說，若她們（指他母親與我母親）不願意照顧，那麼將孩子送孤兒院去吧。
但這是很久遠的事跡了，即便還有點其他的。而蕭紅在年幼時也有著不少家庭對她冷淡甚而無情的記憶，父親沒來由的打罵使得她長期受制於緊繃與懼怕的情緒裡，唯有祖父以柔弱但穩定的愛去照護她已經瀕臨崩潰的心，令她對世界還有這麼點期待去寄望將來，終於在這環境裡成長為極為有反抗意識的女性；如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這般，意識到自己只是家人的玩偶後，離開家庭走出門外。
養育跟愛人的孩子，並看著這份結晶成長，這樣的幸福是可以輕易想像的。無數藝術作品乃至最平庸的日常都在呈現生養孩子的幸福。從生物性上做考量的話，想讓我愛的女人懷孕的慾望，一直是使我興奮異常的性癖之一，我甚至常會希望女人開口向我渴求懷孕；但我一直想用理性去控制這一塊需要，因為我曉得這即便有著生物性的合理，卻不盡然是理性的。
而我們也都深知的是，有更多麻木的、生物性的男女不曾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只是懷抱著最為真摯的、純粹的情感，便以為孩子必然是要幸福的；這份情感便是愛——許多悲劇都長在它的上面。
我們該如何去理解這種生物性的力量呢。飽受這方面問題所苦的叔本華對此有著相當高明的洞見，他早已道破了性愛所帶給人們的喜悅與悲哀。我相信性愛的本質就是對繁衍的欲求：
「性愛表現為至為強勁、活躍的推動力，它僅次於對生命的愛；它持續不斷地占去人類中年輕一輩的一半精力和思想；性愛是幾乎所有願望和努力的最終目標；至關重要的人類事務受到它的不利左右，每過一小時人們就會因為它而中斷正在嚴肅、認真進行的事情；甚至最偉大的精神頭腦也間或因為它而陷入迷惘和混亂之中；它無所顧忌地以那些毫無價值的東西干擾了政治家的談判、協商和學者們的探求、研究；它會無師自通地把傳達愛意的小紙條和捲髮束偷偷地夾進甚至傳道的夾包、哲學的手稿裡面；每天它都挑起和煽動糊裡糊塗、惡劣野蠻的爭執鬥毆，解除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聯繫，破壞了最牢不可破的團結；它要求我們時而為它獻出健康或者生命，時而又得奉上財富、地位和幸福；它甚至使先前誠實可靠的人變得失去良心、肆無忌憚，把一直忠心耿耿的人淪為叛徒。」
無法抑制生物性的本能，於是任由它發作而造就痛苦，這與認知到自己想逃離悲劇迎向新生，卻無法抑止自己走向悲劇重演的道路同樣悽慘。
與蕭紅感情深厚的作家魯迅說對了。他說《玩偶之家》的娜拉最後就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什麼也沒有。
蕭紅只有夢，沒有排除陰霾的能力，她受困於童年時缺乏父母關愛的記憶裡，縱有反抗意識，換個新的去處，結識新的同夥，長期以來的匱乏還是導致了新一輪的壓榨與投降。前面提到的蕭軍，當年蕭紅在哈爾濱旅館因無力償還住宿費用而被軟禁，是他將蕭紅從困境中解救。我們後來才會知道，蕭紅的實際問題得到解決，卻是陷入新的困境裡。
蕭軍個人的童年即便是跟蕭紅相較來看也談不上溫暖：他的父親與蕭紅父親同樣脾氣暴躁，父親唯一的管教法便是打，曾有一回蕭軍因頂撞而被打到手臂脫臼，他母親更是常遭父親長期的痛毆辱罵，不堪折磨的結果便是母親在蕭軍面前自殺，彼時蕭軍七個月大，母親死時年紀才二十歲左右。
父親的恐懼使得蕭軍對他總是避而遠之。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按理來說是對家暴深惡痛絕的，可實際上我們從父母身上會沿襲到他們或多或少的習氣，在培養觀念的階段，它們就是自己在處事時的參照。
我的意思是，家庭的影響是深刻的，在現代若非經歷諮商治療或者是有自悟的幸運，一般而言便要與這些我們所繼承到的部分斡旋，並非「知道不對」便可解決。
蕭紅幼年時的環境使她性情敏感，貌似有主見，其實沒有什麼可以支撐她的精神。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力，「依附」成了她熟悉且痛苦的開端。她早已被過去的事給磨平了神經，本質變得異常軟弱與害怕孤獨，深切希望能有人給她依靠；她的筆名「蕭紅」便是因認識了蕭軍，為了隨他而取的。
然而蕭軍沒有這樣大的依賴性與渴求伴侶的認可，於是當蕭紅的才華在文壇的評價甚至高過蕭軍時，他便不能忍受，開始極力貶低、羞辱蕭紅的價值，稱她沒有「妻性」，後來蕭軍就像當年他父親打母親那樣打蕭紅了。
家暴的事本來蕭紅是想隱藏的，可時日一長，隨著瘀青漸多，還是有些得要見光。有一回他們去參加作家活動，那瘀青正在左眼上，魯迅的伴侶許廣平關切地詢問她的傷勢，蕭紅辯稱是夜裡看不清碰傷的。
蕭軍聽了旁人勸她要小心的話語，終於忍不住當著眾人面說了：「別不要臉了，幹嘛要替我隱瞞。是我打的，不要為我辯護」。蕭紅一面想替愛人解釋，一面為了維持她些許的自尊，卻被愛人潑了桶冷水。縱然如此，她還沒離開蕭軍，因為蕭軍沒有拋下她，即便蕭軍也常找其他女人並因此羞辱、打她。
後來她因情感受挫而與蕭軍決議暫時分開緩解矛盾，選擇東渡日本調養精神。之所以選擇日本，是由於她與蕭軍的共同友人黃源的妻子許粵華正在東京，彼此都是認識的，周遭好友也都很知悉他們二人的關係問題，於是決定讓蕭紅跟許粵華暫住一塊。
只是一個月後由於黃源的父親病重，許粵華不得不回國，獨留蕭紅一人在語言不通的異鄉生活。蕭紅一面與蕭軍分隔兩地，卻還是給蕭軍寫了共數十封信叮囑他照料身體，自己一面在那慢慢學習日文，培養在那裡的基本生活。
這段時間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緩解自己對蕭軍的需要，可她依然無法抑止三不五時要給愛人寫信，並且將愛人的信反覆閱讀的情況。她在詩集《沙粒》寫了這樣的內容：「此刻若問我什麼最可怕？我說：『泛濫了的感情最可怕。』」
後來蕭紅收到蕭軍來信要她回國。要求回去的理由是蕭軍與有夫之婦有染，並使其有了身孕。就蕭軍晚年的說法，這是為了結束當時的糾葛，所以認為勢必要讓蕭紅提前回來。而上述所提的有夫之婦，即是許粵華。
但蕭紅還是回去的。
從父親的玩偶，到別的男人的玩偶，只為了有點溫存與愛意。那麼，為什麼離不開呢。她不是最熟悉那些讓她痛苦的情景嗎？
若用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蕭紅在蕭軍身上感受到的不安與童年的遭遇是熟悉的，這樣的處境在當時激起了自己對愛的渴望，於是現今它便與這份痛苦綁定。當眼前的對象與情境與過去越是相似，激烈的痛帶來了激烈的愛的需要，對於當事人的吸引力就越強，便不自覺地想去重演過去。
蕭紅在〈永遠的憧憬和追求〉裡講述過，有次父親打了她以後她便躲在祖父的房裡，祖父心疼之際用手放在她的頭上說：「快快長吧！長大就好了。」
二十歲那年，長大了的蕭紅逃出家門，之後一直都過著在外流浪的生活。她說自己長大是長大了，但沒有好。
我想世上有許多孩子即便有家，卻如同置身荒原；有的人已經長大，卻仍然沒有歸屬，不知去往何方。自小不被當人照料的孩童，長大後也難成健全的大人，這其中部分人未曾想處理過去的困境，依然帶著困境去做人父母，生下對世間一無所知的孩子，讓他們準備當一無所知的大人。
不曾體驗過父母怎樣善待孩子的蕭紅，長大後也不知如何對待孩子；小時得不到父母足夠的愛，往後數十年就要為這缺乏來對別人求全。後來當她病重在香港醫院時，她向旁人提到已經分手四、五年並已有家室的蕭軍：「如果三郎（蕭軍別名）在重慶，我給他拍電報，他還會像當年在哈爾濱那樣來救我吧……」
許多年後，蕭軍的子女詢問蕭軍這件事，蕭軍斷然表示不會再救蕭紅。而蕭紅最終在醫院裡嚥下最後一口氣，沒有被任何人救出醫院，享年三十一歲。
蕭紅的故事為我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即便我與蕭紅並不相似，與自己的父親當然不完全相同，我不是這樣狠心而漠然。我們務實一點來談的話（而我們知道務實最無情），我常覺得若有孩子的話會拖累我的神志，也將使物質條件變得更為艱難－－即便經濟狀況有所改善，我想這個念頭依然不變。
縱然參雜一些感性要素來看，關於孩子，以及長成什麼樣的大人的問題，在四周依然有無數例子將我的判斷導向悲觀。不願生孩子的理由，自然是我上述講蕭紅與蕭軍的故事中所提及對「繼承」的不安。
我也還想談論自己父親的事。可這依舊同器捐、住院一樣，在無數試寫的草稿裡被淡忘，終於是沒有寫的，此刻也不要寫得太深為好。只要曉得父親生前已有諸多心病的影子伴隨著他，最後選擇臥軌結束性命即可。
我存在著一種模糊的宿命論及根源性的恐懼。
當然，我依舊相信在生活裡，一旦脫離家庭，那麼責任更多要由個人來承擔，而不能更多歸咎於旁人或親屬乃至於血緣。但這也依然不很堅信，在我這麼對此懷抱信心時，大半是我強烈意識到個人之外的事正在生活裡發揮作用。尤其是在接觸那些深受影響的人們以後，這種對個人的信心變得半信半疑。
像我這樣不時向陰影處投以目光的人，常可見那些受外力所牽絆，終至連同自身也淪為悲劇的身姿在泥沼裡蠕動。
絕大多數時候，由於人們的避而遠之，他們在社會邊緣與自己或他人廝殺是不受多數人關注的。有時出於一種僥倖，他們當中有人活了下來，有的人則因一些他們所不能決定的因素而敗下陣來。
我想，我們大約對於遠方的事更感興趣，以至於我們知道歷史上幾場底層人民起義的重大革命，曉得西方國家不斷發展的女權主義與黑人人權的爭執，我們談著平等好似它早已扎根在思想，並對塔利班的男尊女卑深惡痛絕。
在此同時，我們對於隔壁受暴婦女的哀號只覺得吵鬧，我們對童年受虐而精神失常的男人勸他應該成長，我們盼望那些不敢回家而在外遊蕩的青少年在械鬥中喪命，我們不相信持刀的人會有幻覺，我們相信精神障礙是為了脫罪，我們對任何走不出自己生命困境的人嗤之以鼻，責怪他們懶惰、惡質、不願反省，而只要上述我所提的任何一類人膽敢阻礙我們的生活，我們本先自認善良於是不屑一顧的心，便有一種比漠然更劇烈的仇恨在心底萌發。
社會上存在著兩派聲音，一派是說人格的塑造是由於環境，另一派則說是由於個人。在面對遠方那些受難者時，我們常覺得其情可憫，因為我們不用為了遠方而付諸反省和努力；可當事情發生在周邊，那情況便兩樣了。因為我們得要去探究父母，這難免有些「不孝」，有時又得要究責於社會，那這就有些「不知自省」。於是他們當然就該是咎由自取了。
我們樂意去看某些人從經濟窮苦或受虐環境、或者父母有精神或肢體問題的家庭裡走向頂層的故事，並將這些看做是可複製的生存準則，藉此來激勵，或者責備大多數早已因各種問題而讓身子壓得很低的人，要求他們走路不應該駝背。
我們牢記底層翻身的成功者如何訴說自己克服困難，卻不在乎邊緣分子在泥沼裡掙扎過後的最終結局。
當然，困境可以經由後天的方式得到解脫，教育、心理諮商、精神科學體系都是方法。可某些遺傳性的問題或許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出於一種莫名的責任感，我常以為孩子是被迫誕生在這世上，於是父母一定程度上得要負擔起孩子的快樂——我也不相信現在的社會能自然使孩子幸福。
依我對自身性格的了解，在我性格中的敏感使我遇事時顯得猶豫不決、優柔寡斷。顧及旁人我以為總是不壞，但顧及過多的自我設限，想得太多又不敢妄自行動，使自己陷入了有敏銳覺察的能力卻對意識到的問題束手無策的困境，我想這正是我悲劇的根源。
在這情況下，我的精神從來都不算穩定，即便我同樣深信自己有一定相關知識，可以在純粹的愛以外給孩子照料，但萬一孩子沒能因此幸福，我承擔不起這個自責。另外，由於上面提到的繼承的恐懼，我確實是擔心有天會先一步離去，那麼這孩子離幸福就將更為遙遠。
少了一位自己的孩子，是會有更多孩子要得救的。我很樂意把所有拿來貢獻社會，這個「所有」自然包含了智識與肉身，即便只是這樣的單薄。
器官捐贈與孩子的關聯在於，它滿足了我想延續的願望，讓我的血肉在其他人身上存有，又可避免了自己孩子是否願意活在這世上的問題，因為等待器捐的人正盼望著存活，準備在新的世界裡像孩子那樣重獲新生。
在這方面，做文章跟器官捐贈是有那麼點雷同，這也是第二件與器官捐贈相關的部分——都是用自己的血肉在做超越個人的事。
按這道理，做文章跟生孩子那樣意圖延續自己的行為也是類似的，都是為著在世間或者所謂世人身上留下印記。但做文章的慾望跟生物性沒有太大關係，而是以近乎相反的情愫存在，它的本質是主體與外界連結的過程，甚至可說是對外界的侵犯。它與我自身性格以及所看見的社會相關，這些令我不時產生難以撇開目光的虛無感，以及不得不注意到個體的渺小，並且因經驗、見證過的無常而感到自己是隨時瀕臨破滅的泡沫。
時間不多了。有這樣一種聲音在催促我，尤其是當自己在跟女人調情，或是做些娛樂性、性娛樂的行為時，還有在世人可以饒恕的，但卻更令我感到時光虛度的務實生活時。
做文章似乎是我唯一拿手的事。這令我想起項羽的少年時期，叔父項梁教他劍術，可他學著不久便不練了，他對項梁說：「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創作便是一項萬人敵的事業。
我意識到在如今的集體社會裡，個人逐漸被稀釋，人們拋棄自由的渴望遠高於對它的需要，因為自我與集體一旦產生疏離，便會喚醒被排除在外的懼怕，而這種懼怕會令人願意捨棄自我的特殊性，去接受社會一切常理。
只要進入集體，個人便能擺脫他原先存有的各種特性，逃離那使他無法忍受的自我，也免除被別人指出錯誤，使他意識到自己缺陷的可能。巴斯卡《沉思錄》在這方面給了我啟發：
「人要求偉大，而又看到自己渺小；人要求幸福，而又看到自己可悲；人要求完美，而又看到自己充滿缺陷；人要求能成為別人愛慕與尊崇的對象，而又看到自己的缺點只配別人的憎惡與鄙視。
他發現自己所處的這種尷尬，便產生出一種可想像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奸犯科的激情，因為他對於那譴責他和讓他認識自己缺點的真理，心懷切齒痛恨。」
為了逃離這種自我無能為力的尷尬，人們便拋棄自我，使自己的身影消融在集體之中並模糊自身的責任，成為無意識的存在。只是，人若無法把自我與集體隔開，對於可能性的接納就隨之失去，將被受困於未經審視與質疑過的偏見之中。
即便未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自由，但我們得要確保自我的存在。一旦自我全然喪失，反省能力就蕩然無存，社會的變革乃至於個人的自覺便會陷入停滯與麻木。
我想在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裡替他們揪出刺來，使他們在集體裡依舊感到痛苦，讓人們的缺陷在集體中無所遁逃，從而喚醒質疑自身與旁人的能力，並對於那讓自我失落的有缺陷的社會，還有對那極力想消除彼此獨特性的人群，心懷切齒痛恨，終於確立新的自我。
創作的影響既能激起對現狀的不安，卻又能使人得到撫慰，消除那不時襲來的獨戰的悲哀。我認識許多性情敏感但又難以跟現實妥協的人，他們時常迸發出我望塵莫及的洞察力，同時也因而感到痛苦；這樣的我們之間有的人選擇徹底投身集體來將自己給忘卻，有的則是因各種理由自殺了，有的還像我這般活著，有著對於將來充滿著可預期的疼痛與失去自我或失去性命的膽怯，可即便如此，他們的目光依舊如此炙熱，縱然憂鬱時常淹沒了鬥志，看似下一瞬間就要將一切熄滅，但還是在這情況下支撐了下來。
我深切以他們為傲。即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一窮二白或被眾人小瞧，即便彼此素昧平生，我依舊將他們視為我的同夥。我要用創作給予他們安撫，供他們可以生存的氣力。
在我這並不很長的寫作資歷裡，收到過不少讀者、好友乃至於旁人給予的讚美與批評，當中令人深刻的自然也有幾件，表明過我對他生活有著直接影響，或因此贈禮、寫信也有的，也有讀過文章主動詢問我有無意願去他們那裡就職的人，那是國內某大報的主管。
今年還有這樣一起事件，是收到了一段半小時的錄音檔，內容的一部分是當事人因感性而哽咽地說因為我的緣故，成為了她走向創作之路的開端。那檔案我仍然留著，至今想起依舊感動不已。
器官捐贈跟我寫文章，都是將自我奉獻給他人，並在這其中感受自我的價值。
還有一個有些悲哀但確實相似的地方在於，我與一些觀念上較為親近的好友，是曉得我們當前所做的是好事。我們懷抱著某種想在自身之外的別處發揮作用的盼望，卻又知道真正能因我們得到救贖的人少之又少，而我們的聲音是那麼卑微，幾乎沒有人聽得見。
在台灣，器官捐贈的年平均數約三、四百人，人們似乎因為諸多顧慮而沒有打算進行。這樣看來對自己沒有立即性、務實性效益便沒什麼人願意投入的事，正與創作這項行為別無二致，因為你暫時拋下了對世俗功利的追求，選擇投身很可能只是空耗的創造。當你又費了一天或一週，產出了又一篇無人聞問的作品，你沒辦法在當下便知道它能帶給人們什麼；而遙望著相隔不遠的其他好友、同齡人，他們走到比你更加遙遠的去處，得到了肉眼可見的收穫，你當然是要懷疑自己的。
可像我這類的創作者，不能只將目光著眼於個人。這份可能在無意間影響某人的滿足感，即便終此一生都無法確定是否有人因你得到安慰，也依舊值得去做；只因我從來確信自己走在正途。
創作與器捐都是在滋養別人以及別人的孩子，屬於自己的部分在他人陌生的體內肆意增長，讓原有的細胞和外來的物件相互纏繞，有個新的造物正在增生。
不過，那些等候器官許久的患者即便等到合適的器官，移植後還是會因身體覺察到異樣而產生一定程度的不適反應，這類的排斥狀態維持時間不一，有些在移植手術後三到五天，有些則要長達數年。
假若我的血肉被某個人給接收，他終於能比過去更能體會這世間，縱然症狀的出現會讓他們備受煎熬，正同生活的疼痛總是隨著清醒而至，可我的血肉又能予他安撫。
在這僅此一次的機會裡，有的人糊塗過一生便過去了，有的人堅定地在自己的路上，也過去了。我從來都知道自己只是歷史上的過渡，極大可能最後會在時光中被輕易遺忘，卻也曉得自己到這世間不能單為著個人的生活。
我想這世上同我一樣想在冷峻裡維繫溫和，在人群裡維持獨立，在質疑中依舊能意識到自己的使命，這樣的人還有不少，而我便要為這使命負擔起能使我深感榮幸的責任。
我想，這社會固然陰暗，人性之間又總暗藏玄機，卻依舊有人願意去愛這世界、給這世界機會的。雖然我心底仍想說，人為了追求幸福而願意承擔痛苦，直到發現得到的痛苦更多，幸福卻總在遠方，最終會忘卻自己究竟是不是為了幸福；可若真有人以殷切的目光凝視窗外風景，我會願意相信即便將來充滿苦澀與艱辛，這依然是個你所願意活的、值得活的世界。
在這樣的心思裡，我們可以設想這樣的畫面：
你可能已在醫院等候許久，久到已經開始等待死亡。接著，你盼到了這個機會，而此刻，因為你的夜裡燭火已要燃盡，在這漫長的等待裡，可能自己早被痛苦麻痺了身軀，但是你支撐了下來，就因為你相信這世間值得。那麼，我便做你理想世界裡的第一道光。
若你能因這份贈禮而相信世間美好，那麼，縱然生活的歷練依舊令你承受焦慮，而將來的模糊暗影正在你的四周盤旋，世界依舊能因你的這點確信而真的變好。
終有一天，你會意識到自己誕生在世上的使命，於是開始想把自己的血肉再捐給別人。你發現我們某些抉擇幾乎是下意識的，當即也沒怎樣過腦，便以為是自然；後來回望那些決定，包含選擇等候未知的到來、選擇活著而不是自殺、選擇相信這個世界值得一活……你才發現那看似隨機或沒來由的判斷，實際都有合理、適切的緣故，只是當時並不知道，那些事情早在許久以前便做好了安排。
最後，你會注意到自我的無力與渺小，卻又在轉瞬間感受到自我的沉重與責任正促使你凝望前方。你知道自己還有什麼可以給人，你很安慰。
有一種延續性正瀰漫在天地之間，而在這樣高深莫測的天底下，你存有的使命正在地上扎根，自我與世間正在合一，橫越歷史的個人與古往今來的靈魂同在，你知道自己與眾人都在路上，享受著轉瞬即逝的讚賞與唾棄，終於在時光裡消逝。
而你知道我在這裡，你不是一人在承受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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