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導讀 文／傅國勇（中國歷史學者、獨立撰稿人）
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轉型的年頭，作者認為有三個關係最為重要。
第一個是中英關係（後由中美關係取代），從一八四二年確立的條約框架體系，中英關係一直是最重要的關係，辛亥革命對中國影響最深的國家就是英國，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對中國問題有相當大的發言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能夠以和平告終與英國的態度有很大關係，這點從英國外交檔案，以及《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的書信與日記，都可以看出。
但是從一八九四年開始，中日關係逐漸變得最重要。從甲午戰爭開始，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五四運動、「濟南事件」、「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告終，在這個激盪起伏的半個多世紀的過程中，日本成為對中國影響最深的國家。作者認為，將中日關係研究清楚了，中國問題也就研究清楚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命運都是由另一個外族決定的，而非本國族決定，這可說是一個悲劇。
第三個關係就是中蘇關係，這層關係跟中日關係一樣，也是在歷史進程中成為決定中國這個大共同體與每一個渺小個體命運的因素。如果將一九二一年中共建黨作為一個時間點的話（實際上，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七日有份叫《共產黨》的刊物就已經在上海創辦），蘇聯對於中國的影響從一九二零年前後開始，比日本人慢了一步，經過孫文越飛宣言、北伐戰爭、寧漢分立、中共的十年蘇維埃運動、西安事變，一直到國共內戰、韓戰、中蘇分裂，一路下來，都可以看到蘇聯成為像是日本那樣深深影響中國的鄰國。
中國／漢民族向來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制度模式和自己的文化思想，但不幸的是中國生產方式－東亞農耕文明受到了工業文明的挑戰。因此漢人的生活方式、制度方式、思維方式都一併遭到挑戰。在這種挑戰面前，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國家、以日本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國家，和以蘇聯為代表的全新系列共產主義國家，它們都分別對中國造成了深遠影響。
撰文作者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道路與命運轉折，相當程度上是被這些國家或是對外關係所決定的，而不是本土自主所選擇決定的。因此，弄清楚這三個的關係，就能更好理解現在中國的命運與處境、將來的道路與選擇。
在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中，有一個不可忽視要點是中國留日學生的視角。由於不用跨越浩瀚的大洋、學習多國語文，從中國到一衣帶水的日本留學成本較低。二十世紀初大批中國學生留日，是所有對外留學生中比例最多的部分。像是胡適、竺可禎這樣靠著庚子賠款留美的留學生，所佔比例其實很小。
在這些留日學生當中，出生於一八八零年後的，暫且稱為「八零後」。其中也包含了宋教仁、魯迅、汪精衛、蔣介石、張季鸞、張東蓀……這個名單可以一直開下去。「八零後」的代表人物多為留日的，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因為他們正好趕上了二十世紀初的留日風潮。數以萬計的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學習，或公費或自費，有的人其實從來沒有進入過日本正規大學，只是在日本上過日語補習班，或是就讀預備學校。蔣介石本人其實也沒有進入過日本正式的士官學校學習，他就讀的日本振武學校，只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為了中國留學生開辦的預科軍事學校，不像是蔡鍔等人還繼續進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
那個時候，中國留日學生從日本正規大學畢業的真的不多，魯迅也只是一個仙台一個醫科學校的肆業生，此前他一直在日語學校補習日語。魯迅退學後，自己租了房子，開始翻譯日語小說，像是他這樣的人不少，作為最早資助魯迅文學活動的人，銀行家蔣抑卮，他在日本留學時其實也幾乎沒有上過甚麼課。
「八零後」那一代留日學生，回國後進入政界、軍界、新聞界、文學界，其中還產生的時代的風雲兒。如果要討論對於中國命運的關鍵性影響人物，當然要提到年輕時就失去性命的宋教仁，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歲，但他宣導的憲政理想仍是中國今天與將來不斷要去回應的大題目。
在宋教仁留日歸國後，他也回應了正在中國發生的立憲運動，宋教仁不贊成立憲，他贊同共和運動，主張革命，但是宋教仁希望革命後進入憲政的軌道，兩黨政治、輪流執政、議會民主。結果宋教仁就被殺了，有人還據此說中國還不具備兩黨輪流執政的條件。
作為宋教仁的朋友，生於一八八三年的北一輝只比他小了一歲──這意味著他們容易找到共同的話題，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記錄了他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親身經歷，以及他對辛亥革命和中日關係的思考，特別是他與宋教仁的親密關係，對宋教仁之死的愴痛，對於孫文尖銳的批評。此書據說在一九四五年由漢口大楚報社出版過中譯本，卻是到處都找不著。
在傅國勇先來看來，日本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遠超出當代人認知想像。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歷史走向，漢學曾經是日本最重要支柱學問，如今西學成了它的支柱學問，但是在反德川運動中，漢學卻是他們的武器，王道還是霸道，就是當年日本倒幕運動的精神武器。
日本這個國家從古代開始就受到漢學影響，中國長期是它的老師，但是一夜之間反過來了，明治維新一直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成了中國的老師，開始對中國產生莫大的影響。
這裡會提到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前面提到留日學生人數遽增。第二個因素，日本國內流行各種思潮，不斷成為中國學生和部分民眾討論的話題。比如說，民族主義這個詞，就是日本引進的，中國原本是天下主義。《易經．繫辭》有這樣一個說法──「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然而「天下文明」被從日本過來的民族主義給解構了。君主立憲、泛亞主義，也同樣都來自於日本。日本常常提及的「大亞洲主義」，就是人們熟悉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
社會主義也是從日本引進。其實社會主義有兩種，一種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另一種是源自於日本的社會主義。北一輝就是早期的日本社會主義者。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泛亞主義者，北一輝的成名作就是主張社會主義，因此成為日本政府打壓的對象。日本其他思潮如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也都影響了一部分中國人。可以說，影響中國大部分思潮都是發源自日本。
日本對於中國的影響不僅在留學生的層面、思潮的層面。京師大學堂一八九八年創立之初聘用歐美的教習，一九零二年復校之後，開始大規模地聘用日本籍的教師，引用日本的學制與教材，這是中國在高等教育層面受到日本影響。在基礎教育層面，商務印書館在一九零四年編寫小學教科書，完全是按照日本的模式。邀請日本有經驗的行家，直接參與教科書設計，這種影響是深入到編輯環節的。
那個時候，京師大學堂最流行的讀物就是《飲冰室文集》和《新民叢報》，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梁啟超透過學習日語，把中國人原本十分陌生的詞彙、術語、概念變成了中文。民族、道德、公德、私德、政治、幹部、群眾、哲學這些詞彙都不是中文原有的，都是他通過日語轉譯而來的。透過梁啟超翻譯的日本名詞與思想對中國學生，包括京師大學堂的學生在內產生深遠影響。
舉例來說，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湖南長沙的左舜生，他是歷史學家，也是中國青年黨的創始人之一，他回憶在長沙讀小學時，夜裡悄悄地點燈，一邊讀梁啟超的文章，一邊感動得流淚。無論在大學生中還是小學生當中，那個時候都有不少梁啟超的讀者，梁啟超的思想資源、知識資源不是直接從歐美來的，而是通過日本後來的。因此，梁啟超對他們的影響也可以說是日本的影響。通過留學生、通過書刊，日本的思潮滾滾進入中國，包括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把日本的學制與教科書設計，潛移默化地引入中國。
中國到底跟日本學到什麼？後面的內文，北一輝本人理解的更清楚。
(以下為本書作者北一輝所寫內文，以筆者寫法表達)
第一章：緒言
政府和國民都不理解中國革命──駐華官吏、外派軍人和所謂的中國通中沒有真正的說明者──身為「不理解的代言人」的大隈伯爵所提出的「日英經濟同盟論」──正如同法國和日本維新革命家不理解各自的革命那樣，也不能要求革命黨人對革命做出合理說明──柏克不能理解海峽對岸的大陸革命──鄙人是有憑有據，實事求是的說明者。
從一百零七頁的內文開始，北一輝認為正確的理解革命黨與革命中的中國，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核心所在：明白革命黨所抱持的各種理想、他們的結合與覺醒、鼓動輿論與策動軍隊的過程、革命爆發的真相與各派勢力的合分、個人物的觀點及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日本人援助的價值、日本與西方列國的態度對革命的影響、今後推動革命中所產生的驚駭恐怖、物質的社會原因之探究乃至於東洋共合政治之將來……諸如此類，作為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情勢分析，北一輝的觀察可說是頭頭是道、有條有理。
然而，北一輝也痛批日本自詡為東洋盟主，卻不曾對辛亥革命進行有價值的深入探討。官吏們所做的，就只看膚淺表面的桌上觀察。尤其是通過領事館長袖善舞之流對革命漩渦中的事件調查「就像是火山爆發時派遣哲學教授做調查一樣」。非常不留情的大肆批評。
至於日本軍人們所做的調查，由於專門知識上的侷限，不會著眼於對革命要點之思想覺醒、乃至於物質方面多加思考。至於所謂的中國通，不過就是對於自己往來的革命領袖努力吹噓張揚，把十年前清國滅亡的觀察推論至革命當下的中國，北一輝認為：這樣不僅邏輯錯誤，缺乏反思，最終淪為脫離現實的守舊保守家。（白話：我不是指你，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受此三者如斯誤導，即使諸公都是聰明絕頂之人，對於革命黨與革命中的中國狀況理解仍只能墜入無知的深淵。
北一輝先生認為：要講述革命的理由與理應革命的原因，就得從踐行革命的革命黨和要求革命的國民說起。日本維新革命時火攻高輪英國公使館的伊藤博文公爵、井上馨等人事後回顧中均坦言：「所有人都像是沉浸在忘我的狂熱之中。」這說明革命的踐行者不一定清楚理解革命的意義。
後藤象次郎懷有五萬石封侯的保證書，說明他也不理解當時作為倒暮綱領的「廢藩置縣」的統一理想。法國革命的米波拉打算以奧爾良公爵代替路易十六，說明他不明白這兩家都是應該被革命的、代表貴族階級的大貴族。丹東、羅伯斯比爾矛盾的以自由之名對夸夸其談的自由主義者處刑，說明他們是為了挽救國家而蹂躪自由，不理解真正的愛國主義之人。
其實，對於置身革命漩渦的這些人，不能期待他們為革命做說明，就好像身處火場的人，你不能向他問清楚原因後才去找消防員，甚至讓他畫新建築的藍圖。那麼就中國革命而言，對於孫文無現實根據的空想、譚人鳳頑固的國粹主義、黃興一片混沌的想法、故人宋教仁執拗的立法主義頭腦，要透過聆聽他們的話而得到真正的了解，那是不可能的。此乃古今革命的通則。只要想想法國革命已經百年，到今天才有比較接近真理的深入探討；維新革命也才過了五十年，但迄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研究，那麼對於好不容易踏出革命第一步的中國，即便是超人或偉人，也不敢在今天對它擅作草率的議論……說到這裡，北一輝如此自嘲：鄙人在拙作中妄論中國革命，看在後代卓越研究者眼中，也止不過是無知漩渦中的人云亦云而已。
不過，北一輝後續也提到：鑒於日本自身的現狀，在此時此刻，不得不僭越自身應有之本分，向諸君說明鄰國的革命黨的概略和革命要求之真相。鄙人雖然人微言輕……從中國革命黨祕密結社起，鄙人就與該黨的領袖與執行人物秘密接觸且共同奔波長達十年之久。雖然有其他數百名日人志士均為豪士俊傑，但由於所交所視所行各有不同，因此他們的見解未必與本人相同。
十年的時間雖不長，但自願與彼等出於自覺結合以來，鄙人親自耳聞目睹，實際參與其間，屢屢干犯刑辟，出入鋒摘之間，從中得到第一手的資料與體認。是故，鄙人所云者絕非書齋裡的空頭議論，也非街頭巷尾的流言蜚語，乃係對中國革命黨和革命中國有憑有據、且有足夠資格的說明。
孫文理想不是革命黨的理想
一般人視孫文為革命理想代言人的前提是錯的──古德諾的中國不可行共和論──這與透過坂桓伯爵解釋日本憲法相似──美國與中國的立國精神之不同論──美國的自由政治到了中國就變成不認可其他自由的一黨專制政治──抄襲美國的聯邦論──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是十三個獨立國家對英攻守同盟的永久化，以及購買征服土地的結果──中國自建國以來既為統一國家──日本維新革命時期作為獨立的各藩不能與中國各省的感情聯繫相比──拉法葉抄襲聯邦國的想法在保留封建區劃分的法國行不通的理由──照抄美國經驗的外國援助運動──向外國支持舊政權展開鬥爭的法國革命，與靠外國兵力援助方能獨立之美國獨立戰爭截然不同……
孫文大名鼎鼎，從祕密結社時代的中國同盟會總理，到南京臨時政府的第一任大總統，世人認為孫氏代表了中國革命黨的理想，他所說便是新中國的要求，只要對他本人進行解讀，似乎就能明瞭中國革命黨的真相，了解革命後的中國……
但是，通過漫長的歲月觀察和嚴酷的事實，鄙人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斷言：孫文的理想從一開始就屬於錯誤的方向，中國所希求的東西跟他給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假設這些斷言正確，那麼透過孫氏來考察革命運動、認識不斷發生革命的中國，就不能不說是徒勞無益的。
一般人往往通過對袁世凱與孫文人格上的比較，來觀察兩個對立勢力的消長，或是判斷兩者所代表的君主主義與共和主義何者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體，這不能不說是非常膚淺的觀察方法。根本問題在於，當袁世凱與孫文這些泡沫都被清除後，才能看清中國革命潮流的本質。
身為美國人的古德諾對他的祖國共和政體與孫文模仿的民國政制方案做比較後，認為中國不可能實踐美國意義的共和政體。在這一點上，我（作者）認為他是正確的。理由是即使已經實行東洋君主立憲政體數十年的日本，至今還弄不清楚英國的情況，由只做了幾天顧問的美國人來設想中國要求的東洋共和政體，也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北美的建國者是那些寧願捨棄故國也不願放棄自由，為了信仰自由而不為母國所容的移民子孫。美國人自栩他們的國家乃是自由之鄉，儘管清教徒的血液隨著移居者的增加而逐漸混濁，但是自由仍成為貫穿這個國家歷史的國民精神。中國則與其截然不同，百姓遵從與自由完全相反的服從式道德，即所謂的孝順父母與忠於君王的忠孝兩全模式，齊家治國平天下。換言之，中國是在統治者道德異常發達的歷史下生活的國民（韭菜）。
美國是在建國歷程淬鍊出一批崇尚自由的移民，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則鞭打出一大群奴隸。美國和中國根本是從立國精神到歷史發展方向迴然不同的兩個國家，孫文生硬搬套的空想也未經美國人的充分論證，而這也成為了革命黨在政治現實方面，廣為人知的痼疾。
在世界上的共和國當中，只有美利堅合眾國未經反動與革命的反覆較量，立國就是簡單的分離，無須依靠革命。所以，大總統負全責，在反對黨監督下領導國家，國民充分享有反對的自由和監督的自由。
假如在中國的立國和它漫長的歷史中，找不到擁護在野黨自由的國民自由精神。那麼孫文抄襲美國式大總統的理想，從邏輯上推想，反而會背叛民主自由而讓專制登台。這種推想已經被他自身經歷所證實：反對袁世凱的孫文，連在祖國居住的自由也被剝奪，不得不亡命外國。看一看基於立國精神，從未發生侵犯自由事實的美國，和受到順從歷史所約束，以至於在革命不久後立即回到袁氏專政的中國，看看這些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就不難明白中國根本不可能採用跟美國相同形式的共和政體。
（未完，下一章待續）
上一章：支那革命外史(上)新譯本＆當年革命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