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民政府戰前致力於財經現代化，但在1937年7月之前依然落後於日本帝國，且發展極度不均，主要集中於沿海精華地帶，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些沿海地區先後淪陷，除了少數內遷的工廠外，淪陷區的煤、鐵以及加工業，電力和機械繅絲業先後被掠，農業亦然。稅收的損失對國民政府最嚴重的打擊，抗戰前三大稅收為關稅、鹽稅、統稅；戰前稅出佔軍費30~40％，至1945年提升至87.3%。除軍費大量增加外，相關政務、債務、建設等經費也相對增加，戰前財政赤字占總稅出10~20%，抗戰勝利時赤字達77.84％。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第2冊，頁21~22
1935年國府開始實施法幣，故不需要白銀、黃金作為貨幣發行前的準備，於是出售國內儲藏的金銀換取外匯。自法幣實施後，1939年輸出黃金達157,159千美元，淨輸出白銀達789,805千美元。但對於開銷龐大的抗戰依然是杯水車薪，在戰火對經濟物資、人心士氣的打擊下，稅捐因精華地帶淪陷、生產遭到破壞而無以取得，因此不斷提高稅率，形成工商業剝削的情況，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導致財政收支無法平衡。
Hsiao Liang-lin,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28~129
Handy & Harman,22nd Annual Review ofthe Silver Market 1937(New york:Pandick Press, Inc,1938)，pp.8~9
單就穩定幣值、健全金融而言，本屬於不易之任務，尤其是尚未具有健全金融體系之中國，遲至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後，除了少數城市，大多為貧窮的農牧鄉村，以如此落後的經濟，支援近代大戰，負擔自然沉重。加上軍隊數量不斷膨脹，原屬地方軍隊的供給也改為中央提供，財政困境自然雪上加霜。
1937年8月淞滬會戰開始，8月底國防最高會議即提出《總動員計畫大綱》，提出管理通貨、匯兌、金融業務、金融機關等．．．11月上海淪陷後，租借區成為孤島，掀起一波法幣拋售潮、搶購外匯，導致法幣嚴重貶值，因此上海的外匯市場趨於不穩定。1938年4月，臨時全國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明定鞏固法幣、統制外匯、管理進出口貨物，以穩定金融。1938年8日到1940年5月間，數次的國民參政會，亦屢次見到鞏固法幣以安定金融、防止資金外流以及維持外匯等案。政府也努力試行，均皆無效，反而日趨嚴重。戰時全國上下無不擔心法幣貶值後帶來的物價通膨、軍需、民用物資無著，而將財金問題看成是領導人物的問題。
卓遵宏，＜孔祥熙的財政觀＞，《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304、337、416。
國民黨中執會訓委會編，《中國國民黨歷次會議宣言及重要局議案彙編》（重慶：中執會，1941）第２冊，頁845。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４編，戰時建設（一），（台北：中央黨史會，1988），頁50。
見＜國民參政會對於鞏固法幣、節約資金外流案之決議及對維持外匯等建議案，交由國民政府令行政院籌劃實施＞，《國民參政會》檔案（1938年8月20日~1940年5月18日），檔號：002-000000395A，國史館藏。
見《蔣中正日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手稿影印本），1939年6月10日、30日（本月反省錄）。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58。
財政部為打持久戰，先後做過幾個緊急措施，導致法幣面額快速貶值。（一）1939年1月宣布：准許法幣發售額「合理之增加」。（二）1939年9月公布擴大發行準備金的範圍，規定除原有金銀與外匯外，在擴大至短期商業票據、貨物棧單與生產原料之投資（即為股票）等項；並將政府發行之公債也充做準備金，最多可佔準備金總額的40%。（三）1942年７月頒布《統一發行辦法》，規定：自即日起，所有法幣之發行，統由央行集中辦理。所有銀行（含三行與各省地方銀行）不得再發行貨幣，已發行之大小紙幣，統由中央接收。法幣發行已經失控。1937年6月法幣發行量僅14.1億元，至1940年底漲幅僅5.6倍，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發行額達39,497億元，近395倍。
見《金融三年計畫－二十九年度實施計畫》（1940年4月9日），《四聯總處史料》（上），頁158、174。
孔祥熙，＜抗戰三年來之財政與金融＞、＜抗戰四年來之財政與金融＞，見《大公報》，1940年7月7日4版、1941年1月1日9版《孔庸之先生演講集》，頁318。
據抗戰時期政府財經戰略研究組編著，《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財政經濟戰略措施研究》（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頁77；關吉玉，《民國四十年來之財政》（台北：經濟研究社），頁133統計所得。
法幣大量發行的結果，物價也隨之上漲，物價的漲幅超過法幣增發的額度，導致通貨膨脹加劇。抗戰後的通膨問題，如1942年羅斯福特別代表威爾基斯（Wendell Lewis Willkie）到重慶訪問。事後他回憶說重慶物價比戰前增加5~60倍，每月漲幅約為10%。一方面長期抗戰太過艱苦，二方面經濟統制措施不段增強，政府主管財經的事務官權力日漸擴張。抗戰中、後期，結黨營私的狀況嚴重，官員經商、發國難財極為普遍。如美金公債舞弊案等．．．
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4年）（下），頁847。
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政府開放外匯市場並拋售黃金、美元，企圖收回法幣緊縮通膨，來維持法幣價值，緩和物價上漲。但財政赤字變本加厲，拋售的黃金與外匯收回的法幣與增發的法幣相比，杯水車薪。1947年2月馬歇爾調停國共失敗後，美援貸款停止，在龐大的財政赤字、物資缺乏、物價飆漲下，通膨更甚；加上國共戰局逆轉，促使金價飆漲，民眾搶購黃金。期間總計政府拋售黃金達353萬兩，佔庫存黃金60%，回籠法幣9,989億。政府逐停止販售黃金。此後通膨勢不可擋，法幣發行量至1948年8月上升至6,636,946億元，比抗戰勝利時膨脹1,192倍，較戰前則是474,068倍。已達無法收拾之地步，且美援黃金尚未運達，儲存法幣額已超過美國承諾的黃金數量，使行政院決定減半發給黃金。至此反政府運動更加激烈，證明國府無法掌控社會。
蔣中正在廢除法幣前的日記，記下白米一石價值法幣4,000元。此後匯率變化大，貶幅加劇，加速財金崩潰，全國人心惶惶。實質進入更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Hyper inflation）。在1948年8月19日採金圓券代替法幣。導致貨幣流通增加軍費、政務費支出不易掌控，由於戰局緊張，導致人心恐慌，囤積物資，市面貨物缺乏。
趙蘭坪，《通貨外匯與物價》（重慶：著者，1944年）下冊，頁458~471；王壁岑，《通貨膨脹論》（上海：商務，1948年）頁17~23、27。
孫震等，《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臺北：近代出版社，1983）2冊，頁15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委會編，《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頁156。
《蔣中正日記》，1945年4月，反省錄；1946年2月，上星期反省錄；1947年2月12日；1948年8月14日。
至1949年5月23日，金圓券只使用了九個月又四天。1949年5月，戰事失利，撤守上海後，國家經濟瀕臨崩潰，各地均以銀元代替流通，廣州更以港幣為計算單位。1949年7月，代總統李宗仁公布＂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規定以銀元為國幣單位，恢復銀本位制。以1銀元券等於5億元金圓券收兌，十足兌現。至同年12月初，國府撤退至台時，銀元券也宣告終結。
節錄自賈士毅，《民國財政史》，頁791~792。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