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 義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曾在二次大戰期間被送進著名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並在那度過十一個月的時光。在那之前他曾參加過反法西斯團體，也同時是一名猶太人。
直到1945年蘇聯將奧斯維辛解放，作為在那歷史悲劇下倖存的萊維才重獲自由。三年後，他發表了第一本書《如果這是一個人》，記錄了自己在集中營內所體驗過的系統化的精神與肢體暴力，包含少量的糧食配給、高強度的身體勞動、精神恫嚇上的壓迫，以及採取猶太人管理猶太人的制度，使他們因權力地位的落差而自相殘殺、彼此仇恨等等侵蝕個人尊嚴與道德的內容。
此書開始的往後，萊維陸續創作了回憶錄、詩歌、小說、散文等作品，題材都與當年在集中營的生活相關。這十一個月的記憶，影響了他後來四十年的人生。
萊維走過這樣的時代，得以將其經歷記錄下來，但在他最後一部作品《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中，提到了自己具有倖存下來的羞恥與罪惡感，以及道德上的痛苦和對加害與受害者間界線的茫然感到煎熬。
何以倖存讓人這樣痛苦？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有段落講述他在勞動中發現了在集中營罕見的、珍貴的，乾淨的水源以及他做出的抉擇與後續：
「我們的勞動小隊被派到一個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塊。我們都渴得難受——一種新的痛苦，而且，事實上，與原有的饑餓感交織在一起，更加重了乾渴的程度。集中營裡沒有可飲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沒有水喝。
……饑餓讓人筋疲力盡，而口渴讓人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著我們：在白天，工地的秩序變成了一團混亂的殘垣斷壁；到晚上，睡覺的棚屋並不透風，我們大口呼吸著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氣。
……我的任務是清理一個大房間中的瓦礫。這房間裝滿了尚未安裝完成就被炸壞的化學器材。沿著牆壁有一條兩英寸粗的垂直管道。管道尾端有一個稍高於地板的水龍頭。一條水管？我冒險試著打開它。這只有我一個人，沒人看見我。龍頭堵住了，但用一塊石頭當錘子，我設法讓它轉動了幾毫米，流出了幾滴沒有氣味的液體。我用手指接住這水滴，它們看起來的確是水。我沒有容器，而那些液體正慢慢地流出來，沒有壓力：這根管道一定只有半滿，也許更少。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著龍頭，沒再嚐試把它開得更大。這是水，被太陽曬得有些微熱，沒有味道，可能是蒸餾水或冷凝水。無論如何，一份快樂。
不到兩米長的兩英寸管道能容納多少水？一升，甚至沒那麼多。我可以馬上喝光所有的水，這是最安全的辦法。要麼省一點明天喝；要麼分一半給阿爾佩托；要麼向整個勞動小隊公佈這個秘密。我選擇了第三種方法，將自私延伸到你最親近的人，在那遙遠的時光中的一個朋友，一個可以恰當地稱呼『我們』的人。
我們小口地、貪婪地喝光了所有的水，不斷交換著在水龍頭下的位置。只有我們兩人，偷偷摸摸地。
但是，當我們列隊走回集中營的時候，我看到了我身邊的達尼埃爾。他身上沾滿了水泥灰塵，嘴唇乾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責，與阿爾佩托交換了一下眼神。我們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沒有人看到過我們。
但達尼埃爾看到了我們在牆邊鬼鬼祟祟地仰臥在瓦礫堆中，已經有所懷疑，而現在更猜到了什麼。
幾年過去了，解放後，在白俄羅斯，他簡短地問我，『為什麼是你們倆，而不是我？』
『平民的』道德標準再次出現在我們之間……這遲到的羞恥是否合理呢？
當時我無法確定，現在仍然無法確定，但我的確感到羞恥，而且這羞恥具體、沉重而持久。達尼埃爾已經去世了，在作為倖存者的聚會中，我們之間有著兄弟般的友愛，但那次忽略夥伴的罪惡，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橫亙在我們之間。」
關於往事，萊維覺得羞愧難當。在那樣集體失去倫理道德的情境中，自私或許是生存上的必要——生死或許在於一口水與糧食的距離——而你以「我要活下去」作為目標，即是將活命視為最後的指望時，人性面的喪失是自然不過。
另一方面，「我要活下去」這句話的另一種意思是：「我願意為了活著做任何事。」
萊維在作品中提及，囚犯會在剛到集中營後很快發現到，侵害他們的不只有納粹軍官，納粹甚至只是少部分；真正使他們絕望而痛心的，是那些或者比他們只早來一個月的囚犯，是那些為了在這漫長而無止境的苦難中奪回一些主導權，為了讓你先他一步因體弱而被丟入毒氣室，或為了讓自己多活那一天而偷走了你麵包的同袍。
當個人從「生活」被剝奪到僅剩「生存」後，恥感或許並未出現，這些都屬於被捨棄的（且應該捨棄，否則不利於活命），可當複歸於本有的人性時，人性的道德與價值判斷重新醒覺以後，會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而羞愧。即便這是出於某種必要，而且你真的沒有傷害他人，只是自私。
這種恥感源於你知道也許有人比你更需要，可你卻擁有了它。我暗忖萊維肯定碰過這樣的場景：當他面對或想起其他沒能像達尼埃爾一樣跟他倖存的人，因而變得熱淚盈眶，旁人安撫著他：「沒事，一切都已經結束了。你還活著。」
萊維將變得無言以對，因為眼淚不只是自己曾與死者為伍，此外還有更深一層意思——你知道他比你更該活下去，可他死了，你卻活了下來。
事實上，萊維也提過那些曾與他一同在艱苦環境下生活，卻依舊保持著人性的人。好比一位虔誠的猶太人，即便有語言上的困難，卻願意理解萊維，教導他如何倖存的重要法則；好比一位匈牙利的農民朋友，他總是飢餓的，因為他只要還有氣力，便會願意幫忙更弱小的人完成他們的工作；好比來自巴黎的大學教授，總是給予周遭的人勇氣與信心；好比一位港口的工人，即便是在初到集中營的陌生狀態下，依舊會在遭到毆打的時候鼓起勇氣揮拳反擊。
這些人沒有一位活了下來。
你知道那些都曾跟你蒙難但死去的人，有許多人都是好的，他們大多沒犯什麼錯誤，也都跟其他集中營的人同樣無辜，但他們也許只是在某個關頭不肯狠心，也許在該殘酷的時候選擇了善良，在飢腸轆轆的時刻，還願意分給旁人一塊麵包；那些活下來的總不是他們，而是其他適應了這嚴峻環境的人種。
最善良、慈悲、多愁善感、同理心氾濫的人，早在最初即被「自然」給淘汰，而最自私的、麻木的、殘忍的，或者是自願成為幫凶的人，最終能在這場悲劇裡「得救」。
有的人欣然接受了這一事實，此後很快擺脫了陰霾。「不得不」永遠是個可以無視人性規範的用語，也是避免內在衝突的安撫。這在納粹體制下的幫兇，或甚至集中營的囚犯裡，他們在離開後有許多都有這樣的撫慰，使他們得以很好轉化為本來的人，照舊過那正常而「健康」的生活。
可萊維顯然是在這轉化過程中仍無法以「不得不」說服自己，卻依舊得在那個當下做出「不得不」的選擇。他是轉化失敗，卻也是在人性的恢復上成功的一群。
「有一些人，在面對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時，卻視而不見，不為所動。這是大多數德國人在希特勒統治的十二年裡的所作所為，自我欺騙，將不視作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則減輕了他們同謀或縱容戰爭的罪行。但我們被剝奪了視而不見的庇護‥‥我們無法不去正視歷史。
痛苦的海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環繞著我們，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幾乎要吞沒我們。閉上眼睛或轉過身去毫無用處，因為它就在我們周圍，四面八方。我們不可能也不願意變成『孤島』；在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責、羞恥和痛苦。」
有許多人跟萊維一樣度過了那段最痛苦且最殘酷的喪失人性的時光。即便如此，在那已經感官與思考全然麻木的情境裡，縱使是奧斯維辛也少有人自殺，萊維亦曾說過：「動物是不會自殺的。」
可在回歸社會以後，每一寸呼吸都將使你想到自己的同伴。你離開了埋葬無數人的遺跡，鼻腔卻時時充滿了那裡的氣味，你發現自己仍舊身在其中，並且別人的死也都與自己有關。
「大多數時候，解放的背後是毀滅、屠殺和遭受的痛苦。只有當他們感到自己重新變成人，也就是說，重新肩負生活的重任，人們便能感受到悲傷：失去親人或家庭離散的悲傷；身邊人們廣泛遭受痛苦的悲傷；他們自己耗盡了精力卻無可救藥的悲傷；在瓦礫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問題的悲傷。
並非『快樂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僅僅對於某些幸運兒，在某些特定的瞬間，或者非常單純的靈魂，脫離痛苦才能帶來快樂，否則幾乎總要伴隨一段時間深深的痛苦。」
於是許多倖存者在「解脫」後反而再無法回到過去，選擇了自殺。而萊維本人也曾在作品《休戰》裡提到自己回到奧斯維辛的夢境，並因此感到除了那裡之外的一切都有著不真實感。
萊維這麼問我們：
「你會不會感到慚愧？因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來？特別是，死去的那個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聰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義？」
這類的負罪感還有其他的。譬如那位被萊維分到水的摯友阿爾佩托，後來在轉移到其他集中營的過程中失蹤。
不到一個月，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蘇聯解放。萊維從集中營得到自由後，隨即趕往了阿爾佩托的家鄉，試圖跟他的家屬講述他所知道的事實。可當他要開始說些阿爾佩托的事情時，他的母親便會立刻懇求他不要講下去，因為她已經知悉了兒子在俄國人那裡，正在找機會寄信回家。她肯定事實是這樣的。
一年後，萊維又去拜訪了阿爾佩托的家人。這時「事實」又有了變化，阿爾佩托人正在蘇聯的醫院，人還活著，只是失去了記憶，但正在康復，很快便會回家。阿爾佩托的母親說是從可靠的人那裡得到了這些消息的。
集中營解放四十多年過去了，阿爾佩托還沒有回家。
萊維說：
「我再也沒有勇氣將我那痛苦的事實與他們自我安慰的『真相』對立起來——阿爾佩托的家人們互相幫助著為自己構建出的『真相』。」
這部分的章節，名為「罪之記憶」。
他與阿爾佩托偷喝水的事件，他亦在往後多次提及，反覆地、細節地以類似或不類似的方式再重講一次。
集中營的創傷，同袍間不得不的自私，值得活著的人的犧牲，沒有回家的阿爾佩托，即便後來去世卻仍影響著他的達尼埃爾，都被萊維記起；這一切自他「得到自由」的那天開始便敲響了警鐘，襲擾他將來的每一天，使他往後幾乎每一則作品都要與那十一個月的苦難相關——他患上了憂鬱症。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於1975年開始撰寫，萊維花了十年的時間，將這些剩下的，被藏在深處的羞愧、罪惡感寫了進去。身為倖存者，作為被殘留下來的人。
1986年，萊維的最後作品《被淹沒和被拯救的》出版。隔年，萊維跳樓自殺。
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曾是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艾利．魏瑟爾（Eliezer Wiesel）在評論逝世的萊維說：
「早在四十年前的奧斯維辛時代，萊維已經死了。」
普里莫．萊維在1945年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離開，卻並未真正得到自由。只因奧斯維辛集中營還將他的心囚在那裡，而他的身軀在戰後社會安然生活，但心裡還在那裡做苦役；四十年來的書寫，內容所提及的羞愧與痛楚，自責與悲傷都無法推開集中營裡封閉的大門，而「幸運」活下來的萊維已無法期待誰來將他的心給「解放」。
我憶起了作家雷馬克以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小說《西線無戰事》，在一切劇情尚未開始前，開篇即寫著：
「他們雖然躲過了砲彈，卻被這場戰爭所毀滅。」
萊維也是嗎？
那作為倖存下來的犧牲者，這樣的結局我以為不該留在想不想得開的層面上；不過，或許事實遠比想像得單純，整體也沒有這樣複雜，既不很深又不沉重。
然後我會這麼寫：
「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進入波蘭南部解放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令許多猶太人重獲自由；1946年，許多納粹分子因反人類罪而被判處死刑；又隔年，波蘭國會決議將集中營改為納粹大屠殺博物館作為歷史見證。
作家萊維則在解放後講述當年的歷史，在奧斯維辛已經不再運作以後，他依然在那空無一人的地方待了整整四十多年，直到1986年才離開早已不復存在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卻再也沒有回到社會。」
備註：
心理學中有名為「倖存者內疚」的狀態，較常見於大屠殺或大型災難後倖存者身上；其與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不同的地方是，前者的創傷主要是源於自己的倖存(受益)造成了他人的損失或喪命，無論是有意或無意，或甚至是想像，都可能觸發自己過度的內疚情緒；其痛苦核心主要表現在個人道德遭受創痛，而PTSD則是精神上會出現恐懼以及失去安全感的被害者表現。
值得一提的是，不僅是大事件下的倖存者會產生此類狀況，在任何與人爭鬥的場所中，只要意識到自己擁有比旁人更多的特權，或是自己在他人的失敗中得以「倖存」，都會觸發一定程度的心理愧疚。
易而言之，內疚情感的產生是道德與行為(想法亦包含在內)發生矛盾，常見於傷害過他人的情況，或是將他人的苦難與自己的行為聯繫在一塊，進而使自己產生負罪感；倖存者內疚也包含著自己所能做卻無能為力或袖手旁觀的情境，常發生於醫護人員在病人死去時所產生的內疚心理狀態，即是將他人死亡的過錯與自己建立聯繫而產生的愧疚，或者是在旁人受苦而只有自己不需如此時產生的恥感。
譬如作家野澤尚的小說《深紅》中，敘述了慘遭滅門而僅有女兒獨活的一家，當女兒在面對父母與兩位弟弟的死亡時，縱然此事與她毫無關聯，她卻湧現出非常濃烈的內疚與自責說道：「對不起，只有我活了下來。」
處在嚴重倖存者內疚狀態的人，會出現對那段愧疚記憶的逃避反應，或做出相反的調取行為來進行自我苛責，或者是刻意用使自己痛苦的方式作為贖罪的替代。在某些倖存者中，他們會基於認定自己並沒有資格倖存，進而主動拋棄能使自己幸福的資格，藉此達到自我懲罰的效果，以達到道德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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