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超越國家的統合組織，就不得不提到歐盟了。各位對歐盟的認識又有多少呢？
今日要談的，除了歐盟還有核戰。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八日，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簽署了《巴黎條約》，建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共同體的原始構想，就是德法都有意願結合各自媒的生產和鋼鐵製造，以共同經濟加速發展和避免衝突。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歐洲煤鋼共同體正式成立一個超國家的權力機構──高級機構（High Authority之後發展成「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高級機構由九人組成，掌握媒鋼共同體的大權，負責協調各國的媒鋼生產，保證了共同體內部的有效競爭。它擁有著共同體內部的生產、投資、價格、原料分配，以至於發展或關閉企業或某些部門的大權，並掌握共同體同第三國和有關國際組織的關係。此外歐洲煤鋼共同體還設有部長理事會（後發展成「歐盟理事會」）、共同體議會（之後發展成「歐洲議會」）和法院等機構。這是歷史上國家第一次放棄了各自的部分主權，並將主權的行使交給一個獨立於成員國的高級機構。
因為煤鋼共同體的合作順利，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又簽訂了《羅馬條約》，正式官方名稱為《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建立。
作者認為，自羅馬帝國以來，歐盟最重要的就是貨幣改革的結果－歐元。歐洲經濟共同體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在會員國之間商品、勞動、服務與資本的共同市場，歐元則使得單一市場完善，更是歐盟一體化的重要部分。
二零零四年十月，歐共體二十五國首腦在義大利首都羅馬簽署了《歐盟憲法條約》。但法國與荷蘭二零零五年先後在全民公投中否決了《歐憲條約》。因為「憲法」一詞被認為「超國家」的含意太濃，在兩個國家公投否決後無法實施。因此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歐盟二十七個國家領袖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簽署了《里斯本條約》，該約長達兩百一十多頁的《條約》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正式實施，為歐盟的統合奠定了基礎。
歐盟的制定政策主要是由「執行委員會」提出議案，經「歐盟理事會」同意，「歐洲議會」行使建議權，最後由「歐洲聯盟法院」解釋條文。
作者分析，歐盟主要權力掌握在執行委員會和歐洲聯盟理事會手上。前者由各成員國政府提名，經由歐洲議會行使人事同意權後方得成為執委，一國一人，任期五年。執委主席由成員國和理事會共同決定，並須得到歐盟議會支持。後者簡稱歐盟理事會或部長理事會，則是歐盟事實上兩院制立法機關的上議院，由來自二十八歐盟成員國各國政府部長所組成，每個國家在理事會中都有一名理事，是歐盟主要決策機構。
至於共同體的預算，則由會員國提供補助金，部分則來自於「自有財源」。根據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二日簽訂的《盧森堡條約》規定，「自有財源」包括對共同體的農產品和工業產品課徵的共同對外關稅，以及各國課徵的加值稅總額百分之一點四。稅率由執委會和理事會共同協商，加值稅率與項目則由各會員國自行決定。
英國與美國國會可以經由否決預算以監督行政機關，而歐洲議會則無權力可以監督執行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等歐盟的行政機關。不過這也是因為歐洲議會的提案權比起各國議會的提案權更受到限制。同時歐洲議會無法處理部長理事會核准的議案，因為這通常意味著各會員國均已同意該議案。
歐盟雖然具有超國家的特質，各國也願意放棄部份主權，但是它本質上還是一個國際組織，並不是國家。《里斯本條約》規定在稅收、社會保障、外交與防務等事關成員國主權的領域，仍採取「一致通過」的原則。歐盟在聯合國裏也沒有投票權。因為歐盟在重要議題上採一致決（歐盟高峰會），單一國家就舉足輕重，因此不必再去聯合其他國家以求在關鍵議題表決取得多數。
另外，歐洲統合的過程對台灣的最大啟示應該是重新證明了主權的重要。歐盟執委會、歐盟理事會、歐盟高峰會和歐洲議會等機構都是以「國家」為單位來計算名額和表決權。換言之，如果沒有國家地位，會員無從在歐盟中互動，一個政治體若沒有國家的地位，無論享有多大的自治權、在國際經貿上有多大重要性，或經濟多大的規模，就是無法置身在歐盟體系中。蘇格蘭無法獨立地在歐盟中跟德國互動，但是比蘇格蘭小許多的馬爾他卻可以。歐盟若要懲罰會員國，需要經過會員國一致的決定，因此對歐洲國家，特別是小國，保有國家地位的重要性還高於沒有歐盟之前。
很多人以為歐盟是兩岸的典範，因為歐盟有讓出部分主權，於是反對台灣主權獨立。或認為台灣沒有必要追求獨立的人也很喜歡拿歐盟的「統合」來推演到兩岸必須統合。不過作者明白表示：歐盟的經驗對全世界的啟發性就是主權的完整與安全的確保才是互信的基礎。因為主權的完整，歐洲國家的人民知道他們不會被無法監督或替換的人所代表，同時加諸於他們身上的約束與規定必然會出自他們的同意。而歐盟的合作架構也不會導致國家主權遭到消滅，因為歐盟不可能讓任何國家會有併吞或主宰其他國家的機會。
為什麼歐洲人能做到這些？作者分析，首先是二戰的慘烈破壞讓活下來的人有強烈的非戰意願。此外，二戰也解決了延宕已久的領土疆界問題。馬歇爾計畫讓各國迅速恢復發展，冷戰和北約讓西歐各國在國防上得到空前的保障，各國國防力量比起北約外其他國家來說空前透明……這些因素在世界其他地方都難以完美複製，因此歐盟統合成為獨一無二的歷史與政治成就。
有人說，歐洲面積小因此易於統合，然而，中美洲面積小於歐洲，語言也更加統一，幾乎都說西班牙語，卻沒有形成如歐盟這樣統合態勢。「東南亞國協」與「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條件類似。這三個區域都證明所謂的「同文同種」或有共同敵人，甚至並肩作戰，都不見得能達成跟歐盟一樣的統合。
二零一八年，中華民國出口至歐盟的金額為兩百九十四億五千八百三十一萬美元，年增百分之八點三九；自歐盟進口為兩百七十九億六千五百三十五萬美元，年增百分之七點三五。只是比起與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國的貿易數字，台灣還是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再來談到核武問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因為核武的巨大破壞力，使得美蘇只是「冷戰」，而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相互保證毀滅的出現，讓兩國極力發展戰略核子武器，又極力避免使用它們，這讓傳統的「安全困境」出現了相反的結果。為此，美蘇兩國推動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目的是要限制核子武力的增長。兩國在談判中取得協議，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和戰略轟炸機都限定在一定數量以下。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核武軍備競賽就此終止。在冷戰結束前，兩大超強仍然在精進核武，也就是以淘汰舊核武而以新核武代替。而且限武談判對蘇聯比較有利，不但可以限制美國的核武數量不會趕上蘇聯，但蘇聯卻可以改善投射精確度與載具性能（限武條約不限制這些部分）。這也是其他核武強權不願意加入限武條約的原因。因為一旦加入，不僅核武數量、部署狀況會曝光，向是中國就不可能接受，而且他們的科技要改善精確度、載具性能是比美蘇來得困難。
二戰後有許多有限戰爭，但是一次都沒有使用核武。相形之下，傳統武器重要性反而提升了。因為既然不打核戰爭，或是在戰爭升高為核子戰爭前結束，傳統武器如戰車、戰鬥機一定得要更精良，才能迅速擊敗敵軍獲得勝利。結果反而是軍備負擔更大，因為對西方國家來說，傳統武器需要昂貴的人力。
此外，核武國家既使在和非核武國家軍隊、游擊隊作戰，也都沒有使用核武。這種自律原因除一旦運用，可能它在摧毀敵軍上收效太快，因而過量使用。如果超級強國或其他中等國家會用核武對付敵人，則全世界的國家都非擁有核武不可，以防萬一被超強威脅時得以自保。結果是超級強國也可能更不安全，因為它們干預其他國家的力量會不成比例的減弱。
其次，如果區域戰爭中使用核武，輻射汙染勢必波及平民，會讓使用國痛失當地的民意支援，而這通常是超強介入區域戰爭的原因。如此一來等於本末倒置。
大家可能都聽過《核武禁擴條約》，不過在這條約中只有美國、蘇聯（一九九一年後為俄羅斯聯邦接替）、英國、法國與中國成為僅五個被《核武禁擴條約》承認有核武的國家。各國在一九六七年約定：
第一，核國家保證不直接或間接地把核子武器轉讓給非核國家，不援助非核國家製造核子武器。
第二，非核國家保證不製造核子武器，不直接或間接地接受其他國家的核子武器轉讓，不尋求或接受製造核子武器的援助，也不向別國提供這種援助。
第三，停止核軍備競賽，推動核裁軍。
第四，把和平核設施置於國際原子能署的國際保障之下，並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提供技術合作。
很多人可能會問，核武不擴散條約只約束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外的國家，不是很不公平嗎？但是假如沒有這些措施，一些國家可能會用核武威脅他國，最後就是每個國家都得準備核武以防衛外來威脅。再來，如果各國都有核武，軍事屈於下風的國家就有可能訴諸核武，如此一來戰爭的結果不論勝負都是毀滅性的。因此，全球性的禁核體系乃維持下來，因此也可以理解為何北韓擁有核武而遭聯合國，也就是全球所有國家制裁（至少形式上）。
因為要禁止核武擴散，因此出現了「核保護傘」(Nuclear Umbrella)戰略。是美國或其他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向其盟友──如韓國、日本、澳洲、紐西蘭，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等──所做出的保護承諾。
如果其盟國受到危險攻擊的處境下，美國可使用核武器進攻有意圖的國家，意即該盟國受到攻擊時，也等同本國受到攻擊。
為什麼超級強國要提供這種保障呢？因為核保護傘可以讓無核國家不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如果沒有核保護傘，無核武的盟邦可能被敵人核武器消滅或在敵人核武威脅下屈服，則超級強國就成了孤家寡人。對美國而言，它要圍堵蘇聯必須靠在歐亞大陸上的盟邦。如果他們一一脫離，美國就陷入被蘇聯孤立的態勢了。核保護傘還有利於美國在盟國領土上部署核武器，這樣增大美國核武對蘇聯威力的重要作用。
很多台灣人會嘆氣「若台灣有核武就好了」，理由是若中共犯台，可用核武攻擊中國城市，以此嚇阻中共不敢武力犯台。但這個說法其實欠缺完整性。首先，台灣國土狹小，能部署核武的地方有限，很難不遭到中國第一波打擊所摧毀。唯一在敵方第一波打擊下仍能生存發動還擊的，只有潛射彈道飛彈。但是台灣是不可能自己發展出這項高端武器系統的。
其次，美國必然強烈反對，從中山科學院首席核武專家張憲義上校於一九八八年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吸收，攜帶台灣發展核武機密叛逃美國來看，美國絕對不希望兩岸發生核子戰爭。而國軍要自力研發核武投射載具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戰鬥機都為美國製造，擺脫美國技術私底下改裝是不可能的事。
作者認為，即使中華民國有了核武，外交困境恐怕也很難改變。因為台灣不受多數國家外交承認的窘況，和國力、軍力並無關係。以原先研發核武的時程，不可能早於《核武不擴散條約》簽訂前完成，這意味著台灣無法在大門關上潛進入核子俱樂部，所以有了核武更會遭到國際制裁，這樣可能會對中國更加依賴，一如今天的北韓。
蘇聯解體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大事，對國際政治影響無與倫比，甚至對台灣也造成影響。作者關心的是蘇聯解體的遠因與近因。
蘇聯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之後，採行史稱「史達林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這是一種高度集權的體制，類似的這種體制在二戰之前各國或多或少都有採用。不只是德國與日本，甚至連英美都曾在特定時期採取類似計劃經濟的做法，就是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加大政府權力，政府介入規劃與管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適應備戰和應戰的需要。但是蘇聯是不分戰時平時，由國家訂定商品的生產計劃，再由國家決定價格，統購統銷。
因此國家可以集中力量發展重點區域，或是在一定時間內完全國家要求的建設。那在資本主義之下無利可圖，因此很難完成。
不過蘇聯的體制也展現以下問題：
第一是獨裁專制，對於統治者的錯誤無法查核修正。
第二是政治上殘酷鎮壓反對者，無情的消滅各種反對派，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形成極端恐怖、思想禁錮的社會。
第三是「計畫經濟」和共產主義「消滅資本家」的特質，摧毀私產制度，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扭曲市場機能和供需關係，損害了地方、企業、勞動者的積極性。
第四是嚴密控制，在意識形態方面極端化，對於各項自由嚴格控制。
二次大戰對蘇聯來說是一場浩劫，雖然獲得了勝利，但是損失極為慘重。戰後蘇聯逐漸復員，照理說也逐漸走向和平發展，但是冷戰開始，這讓驚魂未定的蘇聯領導人意識到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面對美國率領西方各國組成的北約組織加上宿敵德日的圍毆，情況勢必慘過二戰，因此二戰後對軍事的重視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史達林主義」能夠控制經濟投注軍事的好處仍在，因此蘇聯在一九五零年仍沒有多大的改變，還多了東歐這個包袱。
到了一九八八年，不含邊防和內部衛隊，蘇聯武裝力量兵力達到五百一十三萬人，龐大的軍事開支榨乾了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切成就。六零年代的蘇聯的戰略系統還遠落後於美國，八零年代初，蘇聯在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戰略飛彈核潛艇、攻擊型核潛艇數量上都超越了美國。
這些都需要龐大的經費。一九八零年代，蘇聯的實際軍費開支已經超越了美國，而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卻只有美國的一半多，隱性軍費更多，這使得蘇聯國民經濟發展難以持續。
從一九八零年代末期，蘇聯經濟出現以下問題：
第一，經濟秩序從混亂走向崩潰。一九八八至八九年，蘇聯社會被民主政治的激情所壟罩，工人把勞動紀律看得無足輕重。曠工與罷工變成家常便飯，工時銳減、生產力下滑。
第二，由於東歐劇變，蘇聯國內的族群衝突越演越烈，國家政權機關癱瘓，經濟管理機關自行其是，各共和國、地區、企業之間聯繫中斷，一九九零年經濟出現負成長。
第三，商品短缺迅速發展。由於生產力下降，日用商品更加短缺。蘇聯末期，國內物資商品尤其是民生用品極度匱乏。為了購買必需品，蘇聯人民必須一大早就排隊，甚至在商店與超市已經無法買到必要商品。當時還出現囤積物資後再高價售出的「地下經濟」，最後還變得越來越猖獗，政府也無力控管。
第四，通貨膨脹越演越烈。蘇聯政府的秘密報告指出，八零年代密末期盧布出現嚴重貶值，國民購買力嚴重下降。根據蘇聯計畫委員會的資料，一九八七年百分之七點三，一九八八年為百分之八點四，一九八九年更是出現超過百分之十的通貨膨脹。
第五，財政迅速惡化。由於生產下降，稅收減少，使得蘇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第六，自發市場迅速發展之際，「自發私有化」進程也跟著開始。在蘇聯官方私有化政策頒布之前，自發進行的國有產權向個人與集體的分割、轉移或為此進行的準備。其實就是假借私有化的名義去偷拿國家資產。
東歐陸續「非共化」之後，跟東歐國家情勢類似、卻被併入蘇聯的各邊疆加盟國認為時機來臨，離心意願更強。這使得戈巴契夫加速推動蘇聯的改革，也就是繞過蘇共中央與蘇維埃，與葉爾欽等九個加盟國領導人達成協議，同意組成新蘇聯，各加盟國成為主權國家，國名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想步到卻意外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東歐民主化、蘇聯解體讓冷戰結束，世界進入美國獨強的單極體系，讓美國無須在聯中制蘇，對台灣的影響堪稱「絕處逢生」。如果冷戰持續下去，美中關係繼續深化，類似《八一七公報》這種事可能層出不窮，最後台灣被美國戰略放棄將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作者解析，蘇聯解體證明了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才是永續存在，至少是長期使國家發展而強大的制度。但台灣雖然是反共國家，卻長期實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政策，例如自一九五三年起，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推動「四年計畫」，一共實施了十期，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停止，這完全是仿照中國與蘇聯的「五年計畫」。至於台灣人津津樂道的土地改革、全民健保與十大建設，可以說是完全是社會主義的產物，而且許多人認為政府就是該在經濟方面發揮這麼大的引導作用。這對台灣人對於政府角色的想像、政治人物的要求，以至於轉型正義的態度，都有密切的關係。
蘇聯解體後，中共也煞停了趙紫陽等人曾稍稍討論的政治改革。參照蘇聯的經驗，認為是激進民主派奪取國家政權的背景下展開無用的經濟改革，釋放出巨大的反作用力加上種種弊端才導致的。因此中共絕對不會允許黨內出現分裂的派系鬥爭，更不會開啟任何民主化的小門，以免人民「得寸進尺」，要求更多民主導致情勢不能控制；或是因為民主帶來的開放，引發人民對於歷史上的黑暗面及獨裁體制的反思批判，衝擊到黨的統治。
到了今天，中共利用大數據等科技的進展強化對中國社會的鐵腕控制，又利用數十年改革開放將台灣緊緊綁牢。可以說，中共利用對蘇聯解體的各方面經驗總結與反思，反而強化了統一台灣的力量。這或許會成為影響台灣未來命運的最大變數。
